英伦百合海上花
2006-12-31
当弗吉尼亚"伍尔夫向衣兜里揣进石块永远地走入乌斯河的时候，大不列颠在远东的一块弹丸属地上，21岁的张爱玲正趴在图书馆的书桌上，戴着厚厚的近视镜，写着她崭露头角的作品——《我的天才梦》。一位作家以毕生所描摹的生命之流归结自己的生活，另一个则梳理好自己的羽毛雄心勃勃地向文学的天空展翅待飞。这也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她们在宿命的洪流中划出的唯一一道对称的轨迹。
作为女作家，她们如同一道菜里的西芹和食盐，是无可比较的。或许两人都会厌恶这类比较，当某些学人尝试从女性意识的主题将她们对照的时候。作为女性，她们所感受到的幸运和不幸，是上帝给予每个女人的独特礼物，无论她们是海德公园门街角处流浪的乞丐，或者从常德路某个公寓窗口探身的主妇。而她们只是恰巧隔着天南海北，迥然相异的地域与时间选择了相同的职业，两个同样才智非凡、系出名门、在写作上天赋异秉的女人，貌似与二十世纪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有着无法避免的瓜葛。
而单纯地比附她们的创作之路是荒唐的，难以想象一个严肃文学家与一个畅销小说家之间会有几点交集或对映，她们对于文学史的意义正如大本钟的机芯和一场繁华的桂花蒸，是精准深刻与感性生动，曲高和寡与门庭若市的对应。
伍尔夫出身书香门第，幸运地继承了父系家族的才智与母系家族的美貌。她在保育室里学习音乐绘画跳舞和少女礼仪，读英法史，卡莱尔、斯各特、克伦威尔的传记和一些书信集。父亲去世后，她成为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宠儿。自此在她生前的三十余年创作生涯中，剑桥的各色才俊始终站立在她身后的幕景中。由于自己的女性身份而没有机会接受正规教育，这使她终身抱憾。然而天赋和勤奋却令她超越了那些剑桥出身的男人们。她是骄傲的，衡量别人的唯一准绳就是才智。27岁时她许诺了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里的利顿"斯特雷奇的求婚，他是她在圈里唯一的一个强大对手，她心怀着嫉妒与满足答应了与这个酷好男风的传记作家的婚事。她认为婚姻可以、而且最好是没有性爱的，却不能没有才智上的情投意合。从这一点来看，斯特雷奇是最好的人选。然而斯特雷奇对婚姻的幻想很快就被更大的恐惧感冲散了，求婚后第二次见面时，两人和气地解除了约定。而其后，除却性爱生活以外，弗吉尼亚与她的犹太夫君伦纳德"伍尔夫的婚姻是完满的，以至于传记作者要把她的一生以婚姻为界分为两部分。
弗吉尼亚注定会完成自己对小说做出的贡献，就像她体内的免疫力一样，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义务。她十六岁时便确定自己要写那么一本书，当她行走在二十二岁海边的沙丘上时，那景象清晰地出现了，她要创造的是一种现代小说，不是H.G.威尔斯、高尔斯华绥那样无意义的华丽奢靡；不是托马斯"哈代那样的史诗；不是乔伊斯的低俗；也不是普鲁斯特与现实隔绝的回忆（尽管这已经相当接近弗吉尼亚的理想）。那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小说，包括一些最浅显乏味的情节与最深刻卓越的思考命题。她完成《雅各之室》的那一年，世人终于见识了她想要的东西，她写的根本不是故事，而是一个女士要去买指甲油这样的琐事。十五页之后我们才能读到她没有买成。之后相继还有同样令普通读者难以理解也揣摸不到主题的《达洛维太太》《到灯塔去》以及《海浪》等，没有鲜明的人物形象，也没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取而代之对人物潜意识的捕捉以及冗长的内心独白、回忆、梦境，作品里的时间不再是传统中如水一样均匀、如路灯一样排列整齐的钟表时间，而是被打碎的一打鸡蛋，混乱无序，粘稠与稀淡彼此混杂着的心理时间。这些作品忠实地描绘出内心的真实，成为现代主义文学中意识流小说的代表作。
也是在那一年，她结识了小说家兼诗人维塔"萨克维尔—韦斯特，这位大使夫人成为弗吉尼亚余生中除却丈夫伦纳德与姐姐瓦奈萨以外最亲近的人。很多著作将伍尔夫的同性恋情结、对性欲的抗拒甚至精神疾患都归咎于少女时代所遭受到的性骚扰，然而正如她的外甥昆汀"贝尔在她的传记中认为的那样，早年的遭遇并不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对于她这样才智卓异的女性来讲，无论怎样不合伦常的遭际都是无需深究因由的。
如果说英国上层社会保守规范的道德教育和战争与国力衰败的双重作用造就了伍尔夫的勤勉自律与神经兮兮，张爱玲那淡漠孤僻的性格以及缥缈传奇般的人生，同样是祖国与时代的成全。她的祖父张佩纶与祖母李鸿章小姐的姻缘故事被谱就成才子佳人小说收录在《孽海花》里，她的母亲姓黄，是将门小姐，由妾室所生。临产的时候她的外祖父已经亡故了，尚无子嗣，这一胎成了黄家传宗接代的唯一希望，当母亲落地时，大太太气昏在地，产婆回禀说是双胞胎，接着她的舅舅黄定柱就被拉出来。尚未出世的张爱玲注定要在中国人传统的思维定式中成就传奇小说般的一生。她曾为封建旧族的最后一道门所羁押，在那道门后，她见识了祖母的旧衣、继母的嘴脸、鸦片烟与古典小说，逃离后因为二战而与留学英国失之交臂，追求西学的她又遭遇了香港沦陷的炮火。
她不喜欢读枯燥的哲与史，对文学的渴求却不可遏止。在将中西名著精髓谙熟于心之后，她自觉地认可了国学文化，认为《红楼梦》与《西游记》好过《战争与和平》或是《浮士德》。在西方文学思潮与运动此起彼伏的二十世纪，孤岛上的张爱玲像中国绝大多数作家一样，从未打算把形而上的思考或打破旧传统的技巧运用到创作中。她头脑中一幅幅画面的主题，是在红楼梦、海上花这类章回小说的根基上建筑起来的，饱蘸尘世烟火的饮食男女。她相信世界就是爬满虱子的华丽的袍，故事也正如香港的炮火，一定是有因有果，响亮圆满的。
也许是封建末世沉重的喘息声拖延了太久，张爱玲在漫长的等待中变得异常漠然和执拗，她不喜欢与人交往，坦言对父母和弟弟都没有很深的感情，被叫化子抢了馒头还要追上整条街夺回一半。她有健康的精神，也坦然面对关于她作品的捧场与倒彩。也许这种姿态是她的一种自我保护，反而出生在健全家庭的伍尔夫没有这么顺畅的生活，几乎每一次家人离世，每一次作品的完结与发表，都将她推上精神崩溃的边缘。
伍尔夫对于美貌的态度正如对待祖产，在需要时理所应当地取用。也许是因为她的美貌和才智可以让自己不必太费力就得到男性的赞美，于是对于必要的打理从来都是漫不经心，她对衣着的潦草态度让她的异父哥哥乔治——一个受绅士精神教育的纨绔子弟，大为不以为然。张爱玲尽管没有继承母亲的美丽，却很在意衣着打扮，花第一次稿费的时候选择了买口红，又为不断变迁的服饰作总结归纳。
1995年9月的洛杉矶，死于一所公寓中的张爱玲被人们发现，那已是在她真正辞世时刻的六七天之后了。比起半个世纪前的伍尔夫，这个受自己的国人同样宠爱的女作家并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河流，她死于无期限的静止中。或许无处可归的结局正是属于她的归宿，宿命早在一千多年前的一位诗人笔下，在她第一位恋人的口中就交代清楚了，“永结无情契”，这是她用以报答感念她的国人，以及回复妄图将她纳入某些无意义比较的一切愚蠢命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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