愉快的后四分之一
2014-09-08
上世纪六十年代执掌哈佛招生的Fred Glimp对此有独到的思考。他向教师与校友发问：“任何班级，不管多么优秀，都有处于末端的后四分之一，即使是在一个非常优秀的班级中。感觉平庸会产生什么样的心理影响？”
对此，大家即便没有感同身受，也必有耳闻目睹吧。学业上的差生很有可能被老师和同学鄙视，自信心备受打击，甚至失去自尊，痛苦地熬过在校的几年，毕业后母校不以他为荣、自己也羞于联系母校，更有甚者会痛恨这所学校，更别提为母校推荐优秀生源或给予捐赠了。
那么，这“失败的四分之一”状况是不可打破的魔咒吗？在Fred Glimp看来，一个全部由一流成绩学生组成的大学虽然是理想状态，但他不相信这样的大学能够为学生提供最好的教育经历，即便以培养一流学者为使命，也不是理想的做法（因为总有那平庸的后四分之一！）。因此，有没有可能以某种方式对候选生源加以鉴别，主动寻找那些即便处于后四分之一位置仍然能感受到”愉快“并获得教益的学生？比方说优秀的运动员，他们会在球场上获得尊敬、且毕业后往往也能在职场上获得亲睐；比如那些毕业于私立寄宿高中的校友子弟，他们的人生目标并非罗兹学者与诺奖，他们会在兄弟会与俱乐部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利用自身和家庭的资源往政界或商界发展；等等。如果处于学业后四分之一的学生也能获得满足感，那么整体的”成材率“（包括十几或几十年后对母校的反哺）是否会更理想呢？这恰好与常春藤校数百年来的宗旨相吻合，因为培养学者不是他们的唯一使命，培养”公民、以及各行各业的领袖“才是其百年大计。
由此逻辑，这百年来，HYP们尽管在新生录取中给了学业成绩以越来越大的权重，但依旧给自己留出了灵活掌控的空间，跟上时代、以保持学生构成的多样性和整体满意度，以求获得学术质量与校友捐赠的可持续的正反馈。
无论是分数至上论，还是向世袭权贵倾斜，抑或民族与阶层平权主义，美国的顶尖大学用自己的百年实践，向世人展示了各种大学招生制度的利弊得失；最重要的是，大学的招生自主权本身，才是一所自由的大学的基石 ------ 没有什么其他“特色”道路。通过Marco DeFunis 和Allan Bakke 两个案例，最高法院也确认了大学招生自主权的宪法地位。
如果把大学看成一家公司，那么，你是一家激荡风险投资公司（收100个学生，只要10个成才就可以收获颇丰，获得大额捐赠，而那90个就由他自生自灭），还是一家平稳经营的百年老店（多数学生就读期间有愉快的体验和回忆，毕业后360行各有各的位置）？中国的大学，尤其是所谓名校，你们各自的选择是什么？
校友对母校的捐赠数额、以及其所占学校经费的比例，应当是作者论证各校招生政策的必不可少的重要佐证。但是，作者并没有给出不同政策阶段的校友捐赠、外界（包括政府）拨款、运营费用等各类财务数据，也没有校友捐赠比例与同期种族录取比例的比对数据，这一缺失，严重影响了作者的论证逻辑的严密性，扣除一星。
翻译基本通畅，译文的前后一致性也较好，不易。但有一些不该有的译名错误与数字、年份上的编辑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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