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的瓦尔登湖
2014-03-24
2010年秋，我来到了坐落于查尔斯河畔的麻省理工学院，开始了在这里的研究和走读。
来到波士顿的第一个周末，我就有些迫不及待地来到位于波士顿近郊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秋色中的瓦尔登湖，油画般浓墨重彩的树影倒映在碧蓝的湖面上。清晨的湖边，寂静得清澈，有节奏地传来晨跑者踏在满地金黄落叶上的声音。虽然是陌生人，但在狭窄的湖边小道上迎面相遇时，还是会点头微笑礼让致意。
一个半世纪年前，一位叫做梭罗的二十八岁年轻人决定隔绝自己与全世界的关系，来到了这片湖边隐居，像一个原始人那样简单地生活。他想试试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能够简单到什么程度。他向朋友阿尔柯特借了一柄斧头，孤身一人、自己砍材，湖畔手工搭建了一座小木屋，并在周围种上了豆、萝卜、玉米和马铃薯。那间小屋里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有邮差、没有大众传媒、没有Wifi，很难想象他是如何在那里和自己独处了两年又两个月的时间。
就在初去瓦尔登湖的那个秋天，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正经历着微博元年带来的巨变：第一代IPad刚上市不久；宜黄血拆事件引发全民围观和愤慨；无数人用手机和相机记录下发生在上海的一起高层住宅火灾的情况，并第一时间上传微博，人们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这栋楼烧成灰烬，却无能为力，痛苦触手可及。而在地球另一端的西亚和北非，一场以“社交媒体革命”之名进行的社会变迁大幕即将拉开。在美国，被“妖魔化”地认为患有有社交障碍（social awkward ）MIT的天才们居然建立了一个叫做“I saw you”（我见过你）的校内网站，专门服务于见到靓妹没勇气搭讪的书呆子，回卧室后发帖表白，然后等待奇迹的发生；也就在那一年的四月，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推特公司达成一项协议，收入从2006年以来所有的twitter信息，人们开始想象未来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如何从这天文量级的数据库中进行考古挖掘。
就这样，我带着自己的相机、IPAD和微博上所有的朋友开始了在这里的游学。
华盛顿，九月依然湿热，朋友预定酒店疏漏，险些睡公园，好在找到一家破败的背包旅馆。旅店的墙上贴满了周边旅游的提示，但纸张早已破败发黄。没有人再愿意抬头看上面的文字，而都是低头用手机中的各种手机应用去安排晚上去哪个酒吧、明天去哪个景点。店主是一个腿有残疾的退伍老兵，一边爱搭不理的收钱，一边看电视中的NBA转播，啐着脏话。一个刚刚丢了Iphone手机的姑娘这失魂落魄地满地寻找。另外一群中国来的高中生紧张地四处打量，最后进房关门，重重的把门锁按下。
夜半时刻，我被向老家打电话报平安的印度兄弟吵醒，索性和旅店老板聊天。才知道他居然是一位二战老兵。旅店老板摇着头说：“我从二战以后就在这里开这家店，以前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预定，现在必须要上网才放心；以前入住的年轻人问的第一件事情是附近最好的酒吧在哪里，而如今他们所有人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Wifi密码是什么？’以前每逢夜晚，这间起居室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在一起喝酒抽烟扯淡；你再看看如今，晚上一片死寂，所有人都各自抱着自己的电脑上Facebook、Twitter。而根本不互相说话。我不知道你们，我很庆幸没活在你们的年代。”
在1854年出版的《瓦尔登湖》里，梭罗认为我们彼此以随机的方式的联系太多，社交链接让我们的生活太过拥挤，梭罗写道：“社交往往廉价。”他拉开了自己与他人、社会的距离。他发现了和自然、和简易物品之间的交流。而如今，我们一方面沉迷于社交时代拥挤的时代广场，同时却又徜徉在彼此的瓦尔登湖畔。我们一方面享受着无时不刻地与别人相连接、迫不及待地分享关于自己生活所有的琐碎细节；另一方面又时时刻刻修饰自己在网络中的表象，精心地计算着彼此的社交距离。我们都在一起喧闹，我们又同样在一起寂寞。关于数字时代和社交媒体有无数的书，但很少却像《群体性孤独》这本一样，直指并追问每一个人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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