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关村，中关村
2007-08-30
中关村，中关村
（一）
人人都有自己的青葱岁月。
我最美好的时光，强壮而青涩、闹腾而孤僻，热爱四方游荡和左冲右突，内心总是充满莫名的躁郁。
我的大学，横亘在一座村庄的中心。这该是全中国最繁忙的村子，我每天都在宿舍楼对面繁华商城的嘹亮国歌声中惊醒，此时，楼外早已车水马龙、人声熙攘、喧闹非凡。
楼外正对着的某商城，是全北京排得上号的高档场所。而它的方圆2.5公里之内，分布着4座上下规模的购物中心、6个大型电子卖场、还有横七竖八的饮食一条街、服饰一条街，和不计其数的商户。这可真是我们拥挤的乐园。我所在的大学，据称以社会科学跻身“世界一流”，各色人车陈列或穿梭其间，繁荣而茂盛，使她更像一座菜市场或者停车场。
校门外有座过街天桥，密密匝匝地往来着各色人群，人们面无表情目无神采行色匆匆。抱着孩子的中年妇人，游魂般在人流里晃荡，压低声音念叨着“办证——发票——”，地面上、梯级上、扶手上贴得瓷实的小广告，偶尔被人掀开了一个角，像在探出头来张望。
沿着这条著名的街道一路向北，矗立着若干座特大型电子卖场，四年里和我厮守最长久的电脑，我在这里找到它的各个部分。这几年里，我无数次地来到这里，有一次是为了给朋友助阵，他看好某个型号的笔记本电脑，被告知没有这型，商家热情地介绍了台同价位的。不用说，朋友被骗了，他中了奸商的“转型”之计。因为不知情，他以高于市价2000块的价钱买下这电脑。我们威逼利诱软硬皆施却遭到众人围堵恐吓，就这样了。
如前所述，以普通人的身份在村里生活，需要顽强的生存能力和高超的生存智慧，与人斗智斗勇是再正常不过的游戏。有人总结出《中关村防骗指南》，列举出村里的“黑五类”：小偷、奸商、卖光盘的、办假证和假发票的、电子产品回收的，他们花样层出的骗术，是活学活用中国传统“三十六计”的最佳实例……作者的忠告就是——不要跟陌生人说话；而我的大学，教授是外出兼职捞钱的老板，后勤热衷于涨价和修观光电梯，教室是用来出租和对外培训的……高墙内外，剧目有时如出一辙。
暂住在这庞大村庄里的众多大学生，他们号称同代人中最优秀的一群。他们只有一身激情和智慧。他们嬉笑怒骂、纵酒高歌、不拘一格。他们逃课、游乐、歌唱、涂鸦，为艰难无趣的生活寻找理由。他们和电脑相处默契，痴爱网络和联机游戏，这甚至带动了周边快餐业的蓬勃发展。
他们其实也有梦想的。然而梦想的世界经常会幻灭，他们常常无从归宿。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和生活压力，让不少人选择了逃离这村这城，只有怀着梦想坚韧打拼的少数人，最后能让人艳羡。
对他们而言，这里是拥挤的乐园、是燥热的囚笼；是书山学海、是文艺圣殿；是杂乱工地、是瑰丽楼阁；是诺曼底、是滑铁卢……它是天堂，也是地狱。更重要的是，这里承载了他们复杂的感情和无数青春往事。
这村里的一切，几年间日显金贵。它早已寸土寸金，流光溢彩。
（二）
这正是这座村庄的青葱岁月，或许这也是它最美好的时光。就像它的名字——中关村那样，它已经成为中国信息技术领域和高等教育领域的关隘重地。
若干年前，它还只是清朝“中官”的坟场，二十多年前，这里还坟茔遍野，满眼荒芜。而就在这二十多年间，它开始变得风云际会，富可敌国。
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中告诉我们，这一切并非凭空而来。这本厚实的调查著作，述及了其中的千变万化与前因后果。
他描述的场景是多数人忽视或者视而不见的。如我们一样，多数人身在此村，自顾自地乐活与忧伤，眼见的场景与纷繁复杂的个人体验，其实仅仅是历史现实的冰山一角。
他告诉我们，中关村创业园有间“A座302房”，这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会消失，但必定有几家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他说：“我对公司的创业景象并不生疏，可眼前这一切竟是闻所未闻。像微软和联想，它们都是拥有数万员工的庞大公司，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都没有‘A座302房’那样让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这大浪淘沙般的一幕幕，成为他提笔记录中关村最直接的冲动。
他认为，中关村在制度创新和科技创新之路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这包括它的阳光和阴暗，包括它的英明之举和愚蠢行为，也包括它的混乱和秩序。
这本书如同一副针织绣画，针脚绵密考究，内容朴实厚重，却不乏鲜亮甚至耀眼的图案和色彩。和前几本记录中国社会变化的作品一样，凌志军的笔触依旧透骨、清澈，在宏大叙事和个人命运之间游刃转圜。
他不回避早期中关村企业涉嫌走私的“原罪”，称“他们成功的关键不是技术创新，而是商业敏感、组织才能、串通和利用各种关系、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地带悉心耕耘、卑躬屈膝地赔笑脸、恰到好处地拍马屁”；他称盗版是“世界上最大规模、最心心相印、也最厚颜无耻的默契”；他直指中关村的法律意识和科技原创的缺失；他推崇中关村普通劳动者的智慧和韧劲，称他们是“蚂蚁雄兵”；他更不惜笔墨地深入人性，记录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群魔乱舞的场景，彰显人的种种狡黠险恶和光明正大。
凌志军花费了三年的时间，采访了三百多个人物，五易其稿，最初成文120万字，后压缩至45万字出版。严肃认真、好看耐品，这是他在新作中显而易见的追求。
对话凌志军
Q：我觉得您这本书的语言充满智识和趣味，是我眼中的最佳新闻体，但几年前您写《变化》和《交锋》时，语言上还稍显偏颇。您是怎么完成这个改变的？
凌：80年代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范长江、邹韬奋、杨藻，还有费孝通，也学习和接触西方记者和作家的作品，比如曼彻斯特等。费老的很多著作融合了非常多的分析方法，我这本书也采用了这些分析方法。
Q：有人说历史是任人装扮的小姑娘，“人人都拿历史说事儿”，您怀着怎样的冲动和期待著史？是给乱世存照吗？还是出于知识分子或者记者的记录本能？
凌：我做过30多年的记者，在采访和写作的过程中，接触了大量鲜活的现场，而见报的仅仅是零星片语，只有百分之几。如果说写作有什么冲动，那可能是一种表达和诉说的冲动。
Q：在《中国的新革命》里，您记录的那些主人公，大多精明、敏于洞察、擅长混水摸鱼、巧取豪夺、八面玲珑，让人产生敬畏而非好感，与我们喜欢的刚直、善良、正义、淳朴、厚道的品格相去甚远。
凌：人性是复杂多变的，我只能尽可能地接近人物的本来面目。我们看主流媒体，高大全的光明形象比比皆是，可是私底下他一定更生动更复杂，况且人性和人的判断也还是此一时彼一时的，今天人人称道的人物，明天也许就众人所指了；今天大家不堪忍受的人，明天想想也许也没那么坏。
我并没有刻意挑选主人公，这些进入我视野里的人物，都是切切实实地影响和推动中关村历史进程的。如果说有标准，也许这就是标准。
Q：您的书中还穿插了许多对人性的判断，比如说俞敏洪“有个超越常人的本事，既能巧取豪夺，又能忍辱负重，不然他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这种判断准确吗？有风险吗？
凌：对个体的判断，我都是本着观察的基础上发出的，并不存在先入为主的基调或是偏见，有时候只是针对事件有感而发。或许熟悉他的人并不这么看，他本人也不这么认为，读者可能也是另一个看法。
Q：您的笔下，中关村似乎一直是混乱和随意的。个人意志恣意横行、裙带关系盘根错节、资源内耗比比皆是。这种状态一定不是理想的。它应该朝着什么方向转变？
凌：乱中取胜，某种程度上的确是中关村的得胜之道。这有它的合理之处，也正映射出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以来的基本状态，它成为这个阶段整个中国社会的缩影。但是现在看来，有序正在取代混乱并将成为主流。西方的制度比较完善，而我们通过各种努力，也正在和它们“殊途同归”。
Q：您以中关村作为调查的对象和蓝本，它有多强的标本意义？或者，它是一种孤岛吗？
凌：我倒不认为中关村是可以随意复制的。全国各地那么多个高新技术开发区，不能以中关村作为标本去模仿。
Q：您在尾声里写道：“如果中国人想做什么，他们一定能做成”，中国人是无往不胜的吗？
凌：观察20多年来中关村的进程，只要是中国人真真切切想做成的事情，基本上都做成功了。这倒不是说中国人无往不胜，很多事情，基于各自的利益不同，更多人不想做好它，有些人还从中作梗。比如说某项研究，有些人纯粹用来沽名钓誉，不一心一意在研究本身上下功夫，自然也就做不好。
Q：《交锋》、《变化》直到今天的《中国的新革命》，您的书以宏观的大时代作为题材，在采访和写作的时候，您是否会先入为主地做好判断？
凌：我一直是主张记者能够跳脱出来，对事情和人物本身有一个判断的。冷眼旁观，而不是介入其中，是比较好的角度。当然，在写这些书之前，我自己多少会形成一些判断，没有判断根本无从下手，但是我会尽量避免这种判断的影响，而主要以调查获得的材料去成文，让读者自行形成判断。
Q：您怎么理解主流媒体记者的角色定位？在您的记者生涯中，有什么样的坚持？
凌：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记者，是很难的事情。信念非常重要，坚持信念是最难的事情。80年代有一批记者，都比我有才干，以天下为己任，但很少有人坚持到今天，有人主动撤退了，有人是被迫不能写了。至于定位，我觉得记者这个行当应该是受人尊重的，应该是值得你去花费自己全部的心血做的，应该是对社会有责任、有影响的。但是多年以后，因为环境等各方面的因素，很多人玩世不恭了，很多人唯利是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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