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购买时间”能拯救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吗？
2015-09-14
贝叶文 自由撰稿人，广东汕头
2008年，全球性的资本主义金融危机爆发，紧接着是欧债危机，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解析事件背后的原因，出现了《21世纪资本论》这样的学术畅销书，该书认为西方国家的贫富悬殊根源在于资本投资回报利润率远远高于劳动工资，而德国学者沃尔夫冈·施特雷克的这本《购买时间》则是从更宏观的社会学、经济学角度阐述了他对此次世界金融危机的看法。施特雷克认为，金融危机的根源在于，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分别运用通货膨胀、国家债务和私人信贷市场扩张的方法，使用“金钱”这种神秘的机制不断试图消除社会中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这就是书名“购买时间”的主要含义。
施特雷克指出，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不仅包含国家和公民两个行动者，而是有国家、资本以及“工薪阶层”三个行动者。政治经济制度必须在期待面前自我证明其合法性，而这种期待不止存在于民众一边，还存在于参与者的资本一边，而且这些食利的资本所有者和资本的管理者们的期待比依赖于资本而生存的民众的期待更重要：只有先满足了资本的期待，才能相应满足民众的期待，反之则不一定成立。“工薪阶层”———不甘于冒风险的人倾向于成为劳动者，获取少量，但相对也有更稳定的工资收入；反之，更愿意冒风险的人则成了企业家，获取不稳定的，但是却有着更大潜力的资本收入。而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这两者都取决于资本占有者的投资积极性，而投资积极性又取决于利润需求、收益期待以及资本占有者对于社会关系在资本运营方式安全方面的评估。不发生危机就说明资本满意，反之，经济危机就是资本不满意的表现。资本对于回报的要求从经验上来讲是整体体系运行的基本函数，而相应的“劳动”对于回报的要求不过是一些干扰罢了。
二战结束后的欧美国家资本主义制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政治经济中同时存在着两种互相竞争的机制化了的分配机制，它们被施特雷克称为“市场公正”和“社会公正”。市场公正是指生产的产品按市场评估每个参与者的个体效益的原则进行分配，并通过相对的价格表达出来。相反，社会公正要视文化标准而定，它遵循群体对于公平、合理以及交互性的理解，认可个体对于生活质量最低标准的诉求，并且它不依赖于个体的经济效益和工作能力而存在。
1945年后，西方国家进入了凯恩斯主义经济时代，它的重要机制是那些以阶级调和的方式、机构化了的劳动和资本的利益集团以及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来的协商体系，社会公正的机制得到较大程度的彰显。国家政治尝试着通过一个由三方充分协商了的收入以及价格政策来保障充分就业和对于广大劳工阶层能够接受的收入和财产分配体系，让那些依靠工资生活的人们有所保障，不至于在市场的不确定性面前无所适从。凯恩斯主义为此需要强大的，广泛组织起来的工会，并且国家会给予它们多样的组织上的帮助。然而从20世纪70时代的资本主义石油危机以来，西方国家以哈耶克思想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崛起，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公正比社会公正重要，“看不见的手”市场最公平，可以用数据亮化、计算，而社会公正涉及太多无法计算的因素。从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的年代，西方民主国家就开始或多或少地以更富侵略性的方式来排挤工会的势力，新的一代人从一开始就接受了世界是一个精英政治的解释，并且认同职场是一个体育竞技场，在这里进行着山地自行车赛或是马拉松。向新自由主义的漫长转折在西方富裕社会只遭到了非常弱的阻力，且每一次过渡到一个构建新的合法性的模式时，都伴随着工薪阶层的失败。“在克林顿时代，45%的收入增长流向了最上层的1%的群体，而在布什时代，这个比例是65%，到今天则已经上升到了93%。”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大众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格林斯潘说：“谁是下一届的总统其实根本就不重要。世界是由市场的力量来统治的。”
欧债危机在施特雷克看来，不是因为被过度民主误导的大众从公共资源中索取过多、“福利国家陷阱”高导致的。更多的原因反而在于那些从资本主义经济中获利最多的人向公共资金中给付的太少，而且是越来越少。在新自由主义主导下，富裕民主国家的国家负债是与税收增长的停滞同时开始，高速增长的经济国际化为大型企业打开了前所未有的方便之门，让他们得以把赋税义务转移到相对更加宽松的国家。“强者有可能躲避赋税义务，而人民大众则必须承担全部的赋税义务。”而民主国家为了维持正常水平的福利支出，只有依靠通货膨胀、国家负债、私人信贷扩张等手段“购买时间”，用这些货币幻象来掩盖本应是赢利者所应承担的相应社会成本，从而维护其合法性。当下欧美国家间金融和财政外交政策已经高度嵌入国际金融市场中，国家主权向超国家机构让渡，国际援助方案以及跨国界的调节措施不仅对于金融投资者们来说是保障投资和征集债务的方法，也是保护“市场”不受以出于社会公正的市场调节为名义的政策干预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去民主化手段。20世纪50-60年代西方国家选举率是上升的，而这之后到今天选举率平均下降了至少12%，并且低选举率集中在低收入阶层以及社会底层的选民，选举率的下滑反映出的不是满意，而是听天由命的态度，社会底层在政治上的自我放弃态度保护了资本主义不受民主制度的干预，而且国家负债牵涉国际金融组织，市场公正彻底取代了社会公正，从而巩固了新自由主义转型的成果。
然而，面对堆积如山的债务，“购买时间”的金融化手段还能拯救危机多久？如果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没有任何改善的话，为什么要继续跟着资本主义制度玩下去呢？遵守它的游戏规则，参与资本生成利润的活动呢？施特雷克认为，今天的欧洲最大的危险已经不是民族主义问题，相反却是哈耶克式的市场自由主义。
首发于《南方都市报》 2015年9月13日
见报链接http://epaper.oeeee.com/epaper/C/html/2015-09/13/content_9322.htm#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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