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制度机制和金融创新
2010-02-02
地大物博的财富观已经过时，物资丰富只能给一国提供优质的先天条件，但这些并不是先决条件。自然天赋有可能是“祸”而不是“福”。
第一种解释：当一个人的天赋资源过剩时，他就会缺乏创新、增长的动力，特别是意外财富则更容易使人变懒。
第二种解释：运输技术与能力的进步使自然资源的运输费用大大降低，其结果是虽然一个国家缺乏自然资源，但之只要它有好的加工与制造技术、好的制度机制，那么它可从资源丰富的国家运来所需的资料，加工制造后再把产品出口到国际市场。因此，技术发展促成的运费降低大大减少了资源丰富国家的增长优势，使资源贫乏国家也能快速增长。
第三种解释是：技术革新总能创造自然资源与材料的替代物，使任何贵重值钱的自然物最终被便宜的人造物替代而贬值。
最重要原因以及最重要的财富观是能够促进财富创造的制度机制及其相应的金融创新环境。资源贫乏国家要么放弃对一些自然资源的开采、要么通过证券化（包括股份化）把天赋资源由“死”（其价值随时间的流失而流失）变“活”。即国家建立一种保护契约自由和交易自由权利的机制来增进财富。
中国人为什么勤劳而不富有，运用路径依赖的观点就是由于我国缺少理性的制度机制及其相配套的自由金融创新体系导致的。
经济增长链条的内在动力决定于制度机制与金融创新
一、制度机制
因为产权保护和其他制度机制为创业者以及财富拥有者提供了正面的激励，为进一步投资增长提供稳定预期。
（一）产权保护
1、如何保护产权？
产权保护是一个微妙的国家状态。
第一，它需要民选的代议制政府；
第二，必须要有足够强大的中产阶级。如果大多数人是穷人，中产阶级很少，小部分人是富人，如果是老百姓来选举议员，那么想推动保护私人财产立法的候选人是不会被选上的，因为无产者是没有保护私人产权的愿望。所以，在那些中产阶级人数少的社会里，反而是主张当选之后要推动剥夺或则侵犯有钱人财产的人往往会被选上。即无法保证这个国家的立法者会偏重保护产权、进行保护产权的立法。
第三，必须有司法独立，这是书面法律能够得以实现的保证。
强势的个人或黑帮当然会对产权所有者构成威胁，但在更大程度上，产权所有者怕的是各级行政部门，因为行政部门拥有随时书写法律、法规、条例和各类文件的权力，这是对私有产权的最大威胁。所以一定要有独立的司法，要有相互制约的立法、司法和行政、如果没有，产权的保护只能是一种理念、一种良好的愿望。由于集权制度的国家里不可能有独立的司法，因此也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产权保护。
像美国这种均衡状态里，产权保护是社会主张的，而且选举又保证了这个共识在立法和执法中得到反映，通过三权分立和选举制度，可以保证社会中主要群体都支持这种保护产权的制度和环境。
2、保护产权的好处
（1）产权明晰可减少环境污染
环境受到破坏，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有关。但是，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财产与土地产权不明晰。产权明晰提供了一种内在的把破坏尽量降到最低的制约机制，即一个人对土地和资源的破坏会给他人带来损失而最终给自己带来官司和损失。
因此，产权应该尽量个人所有，才能提高企业的效益以及人们自尊自信的程度，才能拥有一个“以民为本”的社会，才能降低环境污染和破坏程度。因为人的本能是“自己的东西会最珍惜”。
（2）农村土地所有权明晰后结果不会比现在糟
我国农村的最根本问题是“乡村社会的官权过剩，民间权力衰落”。根本原因在于：所有财产公有和不受制约的行政权力，如行政摊派、各类名目的税费以及行政审批权。农村土地所有权明晰后，能够发挥农民最自然的责任感，有激励保护好土地，为土地创造最高价值。
（3）所有制和政府管制不能促进平衡发展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经济突出特点是国有企业、国有银行、国家财政“三位一体”计划经济体制。政府掌握了所有资源配置、所有生产计划于销售、所有金融储蓄，从理论上讲，通过国家的控制可以避免很多浪费和克服资源在不同地区，不同社会阶层的不平等配置。但实际上，从另一方面讲，这使道德风险，腐败空间达到最大。因为国家既是规制的制定者又是唯一可合法使用暴力执行规则的组织，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如果做得不好，这种人为地管制可导致极端的不平等，使地区间的不平衡最大化。从经典的索罗—斯旺经济增长模式来解释，即地区间人均收入增长之所以不同，是源于资本与劳动力比率的不同。如果地区之间生产要素的流动不受自然环境、法律或者政府的限制，劳动力将从资本缺乏、收入低的地区迁居至资本密集的地区，而资本密集地区的资本将转移至资本稀缺的地区。市场力量促使这两类要素的流动，最终将使地区间的资本与劳动力比率达到平衡，地区间的人均收入也会趋同。前提条件是政府不能插手其中，不能通过户籍制度等阻止人口流动，也不能通过行政手段人为地在各地区间分配资源。
众所周知，到目前为止，我国的经济增长还主要靠投资驱使，而不是靠提高生产率。在各地，GDP增长跟固定资产投资间的相关度超过90%。因此，投资分配是每个地区收入增长的关键决定因素，而一个地方能得到多少投资与本地掌握的行政权力高度相关。即哪个地方在经济规划过程中的权力越高，哪个地方或群体得到的资源就越多。在权力不受监督而市场作用发挥不充分的条件下，政府配置资源的方式既违背效率原则又违背公平原则。因此，政府应该深化市场化改革，民主监督机制和问责机制，保证地区间、群体间机会平等。
（4）房产调控不能以牺牲公民的经济权利为基础
个人经济权力和个人空间通常是宏观经济政策讨论中缺席的因素。
面对房价上涨过快，政府采取了两种限制个人投资选择和缩小个人经济空间的政策。
其一、减少土地供应的政策，限制房产供应量。
第二、各类针对房产商的土地使用税、土地增值税等，银行银行体系提高房产开发贷款的资本金水平等政策。这一政策淘汰了关系资源和金融资源少的中小开发商，减少了房产业的竞争。在土地和资金都紧缺的情况下，存活下来的开发商重点建利润高的高档房，扭曲住房供给结构普通经济房太少，高档豪华房太多），反过来又促使房价上涨。
（二）其他制度机制
由于我国行政权力缺乏实质性司法审查和可靠立法监督，导致创业环境艰难。产权未来的不确定性，妨碍创业者的积极性，迫使每个人把已经挣来的收入尽量积蓄在银行而不去消费，导致经济增长被卡住，付出了一定的制度成本。
制度成本是指不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则是交易成本变高，包括在市场交易发生过程中所实际需要支付的成本，也包括由于制度障碍而根本无法做到的或选择放弃的市场交易——机会成本（包括本来可深化的市场但因制度障碍而只能半途而废或勉强发展的市场）。
1、自由贸易优在何处？
中国各地的经济史是一部部交易成本和贸易机会的历史，贸易机会可以是天然的（如沿海）或者是意外出现的（如香港），也可以是人为创造的（如选择开放）；交易成本也如此，既能够是天然的（如靠海），也可能是人造的（如贸易保护）。
贸易保护主义增了交易成本，对冲了现代交通工具所能带来的好处，抑制竞争和创新。
按照亚当.斯密的理论，贸易促进社会分工，更细的劳动分工促进专业化水平的提高、生产力的提高，后者进而带动需求和供给的增加，需求和供给的上升又进一步回过头来促进贸易的发展，使市场容量与深度发生新的升华。这种“分工——专业化水平上升——市场扩大——进一步分工”的良性循环，正是世界经济得以不断发展的基本原理，也是推动一个社会的文化与制度改良，激发技术革新的基本动力。能否为这种斯密式经济增长提供足够的润滑剂，是判断一国制度优劣的重要标准。
尽管，自由贸易有如此优势。但是其政策极其脆弱。因为一个社会政治层面难以维持，一般人很难看到它的好处，创新竞争力等太抽象，却很容易看到贸易保护的表面好处。
2、经济增长靠什么？
促使经济增长的资本包括自然实物资本、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其中，人力资本和制度资本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这一特点可以用来解释我国过去20几年经济得以增长的原因。即苦力和众多的廉价劳动力可以在经济增长初期弥补制度资本的不足。其次，在制度资本欠缺的情况下，我国经济仍能增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增长所依赖的行业，也就是，制造业的发展和服务业的发展对制度环境有截然不同的要求。
任何市场交易所需要的制度支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消费者权益或卖方的保护机制，第二是交易双方的信息披露机制，可信的信息披露机制是帮助卖方准确评估交易产品价值的必要条件。
制造业交易的客体是有形、有色的物品，对制度机制依赖相对较低。而服务业所交易的是一些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的“服务”或“许诺”，若信息不对称则出现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可能性大。因此其发展依赖于新闻媒体的自由度、法治和产权、合约权益保护。所以在资本欠缺的社会里，这种市场和行业易停滞甚至关闭。
发展第三产业有如此之多条件，但是其经济增加值高低、利润率低高而且第三产业是经济持续增长、市场经济进一步深化的关键点所在。当今世界上决定一国竞争优势在于制度机制是否最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发生、使交易成本最低。
而农业发展前景有限，耕作面积不可能再增，每亩产量也有止境，即使农业技术的改进，产量的增加不能增加人体从生理上对食物的总体需求，只不过是在人体总的热量需求这个均等式中重新搭配组合而已。而技术革新往往创造全新的需求和价值创造。
按经济学常识，资源应该向收益高的行业配置。因此，只要经济制度安排合理，促进市场发挥作用，只要对外开放、通过贸易互通有无，“非农不可”是没必要担心。
二、金融创新
首先，决定了厂商的原动力。金融证券市场决定了企业的融资途径、融资程度与融资成本。其次，金融创新能够帮助挖掘居民的消费潜力，调动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居民的财富可以分成两部分：流动财富（比如现金、银行存款、股票、金银、房地产）和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价值通常等于一个居民未来数年的劳动收入的总折现值。）其中流动财富是可以随时变现的，而人力资本则不然。一般讲，年轻人的流动财富少，人力资本高，而老年人的情况却正好相反。总之，一个人未来的收入越高，其人力资本则越高。所以，住房贷款、教育贷款、退休投资存款等类型的证券最大作用是把所有不能直接流通的死的资产，包括人力资本、房地产、土地以及未来的收入流等变成活的资产。这样一来，居民可以把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收入进行配置，要么把未来的收入提前消费，要么把今天的收入延迟消费，尽量平均一生中不同年龄时段的消费，提高一生总体福利。
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和灾难保险等具有保险性质的的证券（证券即保证在未来某个时间或某种条件下支付现金的契约，包括贷款、保险合同等。）为所有家庭构造了一个可靠的安全网，无须为未来担忧。具有居民不用再去以储蓄来规避那些概率小但后果恶劣的风险事件的作用。居民只需通过每月交付收入的一小部分，即可买到全额保险，剩下的收入即可用于生存必需的消费以及其他消费，进而刺激经济发展。
从根本上说，金融证券整个行业平时的交易都是票据交易、契约交易，如果没有可靠地、独立的第三方即政府来提供契约执行架构，也没有作为独立第三方的媒体来提供充分的可靠信息，那么诚信环境就无法建立起来，以金融票据和金融契约交易为核心的金融证券业就不容易发展起来。
由于我国缺少金融证券业发展的条件，影响经济的良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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