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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5-19

豆瓣上很多人都关注了这本书，作为一个传播专业的同学，一看见打着“弊端”和“反思”字眼的网络传播书籍，以为是本发人深省的学术书籍，就立刻从网上订了一本。
拿到书的这个下午，我花了不到两个小时就翻完了这本薄薄的册子，原本以为可以找到共鸣的我，读完之后便开始心疼买这书的那点钱，因为实在不值。
《网民的狂欢》，说的还算客气，它的英文原版的名字是the cult of the amateur，业余者的膜拜，cult在英文里还有迷信、邪教和巫术的意思，总之是个不太招人待见的词。副标题点出本书的主题，“关于互联网弊端的反思”，而重点呢，正如标题所言，关于业余者的那点破事。这里的业余者，是相对所谓的专业人士——靠音乐、电影、小说、新闻吃饭的职业工作者而言，用作者的话说，就是“缺乏专业技能和培训”，“标准和道德约束”的人们。
Web2.0时代的到来，以YouTube、wiki、MySpace为代表的UGC（用户内容生产）网站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新的传播方式，而且还因此带来了全新的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态。在互联网上，人人面前都拥有一个麦克风，任何人皆可创作、发表和传播自己的文章、照片、视频、音乐，内容生产的特权从传统的文化产业下放给了网站用户或者说原来作为消费者身份的人群。人们不再被动消极地接受传统媒体的文化产品，而具有了更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在Napster,MP3.com等P2P网站上随心所欲下载自己喜欢的音乐、电影和书籍，改编别人的文学作品创作出各种版本的演绎作品，拍摄各种各样的图片上传到flickr等图片分享网站，用DV或手机拍下颇有创意的视频再通过非线性编辑上传到YouTube一类的视频网站，或者通过选编、混合别人的音乐、视频作品创造出全新风格的影像。面对全民创作的时代到来，有人大声叫好，有人嗤之以鼻，而本书作者明显地站在后一阵营里。
他在书中列举的主要理由我总结如下：
1. 用户生成内容威胁到了文化把关人，也就是所谓的专业人士，记者、编辑、音乐家、电影制作者等等的生计，而普通人的业余创作的水准不敢恭维，“漫无边际的政治评论，不得体的家庭录像，令人尴尬的业余音乐，隐晦难懂的诗词、评论、散文和小说” （注意这里的形容词，这样情绪化的判断在本书里比比皆是），会给我们的文化生态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2. 用户内容生产让人们沉溺于自我暴露和窥探隐私的恶趣味中。“人们恬不知耻地公开了自己的私人经历、性生活、人生渴求、生活所缺甚至重新活一次的想法”，网站变成了普通人释放欲望和自我暴露的场所，于是乎“这些毫无品味的网站滋生了大量身份不明的性爱狂和恋童癖者也就不足为奇了”，个人隐私也难以得到保护。
3. 网络信息由于缺乏了把关人的审查和筛选，充斥了很多“未经核实的信息，无知、误导和误报就这样不断循环往复”。而话语权平民化带来的后果是，专家的意见被湮没在芸芸众生的唾沫里，浅薄无知和极端的观点立场才会得到最大化的传播。作者称之为“数字达尔文主义”，即“只有那些声音最大、最固执己见的人才能胜出，只有那些通过冗长发言来阻止别人发言的人才能取胜”。
4. 网络的商业模式削弱了传统媒体和文化产品的商业价值，这主要体现在网络免费下载和共享模式带来的版权问题和商业收入的减少。
5. 网络色情、暴力、赌博、盗版、盗窃等等现象败坏了社会的道德风气，“腐蚀和破坏整个民族赖以生存的文化和价值观”。
6. 互联网的匿名性和“回声室效应”，会让社会共同体退化成无政府社会。Web2.0时代我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从媒体的“推”变为我们自己的“拉”，每个人都可以创造自己的信息组织架构，这种个性化的挑选窄化了我们的信息渠道和内容，让我们的偏见和误读愈发深化，丧失了开展对话和争论的共同基础。
……
我不否认作者所阐述这些观点其实很有道理，而书中作为论据的现象也确实每天发生在互联网上和我们的身边。但我很不喜欢作者这种先入为主的精英主义偏见和静态的、结论式的分析思路。
作者在文中直接地表示，“如果真正的群众智慧出现了，我们是否应该相信？当然不应该。”而理由就是简单一句“历史证明大众往往是不明智的”这种即兴判断。而他所列举的例子，奴隶制度、伊拉克战争、小甜甜的音乐，“这些不明智的观念”“在大众中都很流行”。而好笑的是，这些例子恐怕都不是大众的发明，而是作者所青睐的社会精英们的创造吧。
在他的笔下，网民成为一群毫无自控能力和道德底线的庸众，网络是一个充斥着欲望和罪恶的深渊，而事实上，那些发生在网上的丑恶现象难道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么？只不过是互联网放大了这种影响的力度罢了。而且把垃圾广告、政治宣传、虚假信息、恶意诽谤都归罪给“业余者”，也太看得起普通网民了，事实上制造这些垃圾信息的很多都是商业公司、政治团体、公关公司等等可以算得上社会精英的人们干出来的，当然网民的参与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种无聊和有目的性的事件的发展。但把罪名都推卸给了网络，就像你喝水喝呛了就怪水，吃饭吃撑了就开始骂饭一样，不是很荒谬么？
我尤其对他给网络自由共享贴的道德标签非常反感，他认为复制和粘贴孕育的文化和价值观念是可耻的，让人们学会不劳而获和随心所欲地“群体盗窃”，而对这种混杂（remix）文化给我们带来崭新的创作理念和文化创意视而不见。而且将知识产权当做一种至高无上的充满道德意味的权力，而事实上，很多西方法学家都对互联网时代知识产权过于严苛的现状提出质疑。（这个问题具体可以参考劳伦斯莱斯格的书。）
作者的立足点是精英主义的，目的也是为了精英，尤其是传统媒体的精英们，他认为互联网孕育的民主化文化生产模式严重威胁了传统专业人士的地位，为了保护传统产业的商业模式和这些精英们的饭碗，我们必须采取一系列的措施，作者提到了传统媒体的转型和与互联网公司的合作，事实上这些举措也从另一角度说明，不是应该对互联网进行控制来适应传统媒体和文化的模式，而是应该努力调整传统媒体的结构和战略来适应互联网带来的文化、商业和思想的变化。作者的解决方案跟他的最初立场实际上是南辕北辙了。

左手云右手钟

2010-11-26

首先，要大发一通感慨。虽然只是300多页的一本书，可对于文科生的我而言，它的信息量简直可以说是浩瀚无边，如果真要弄懂每一章的内容恐怕还得花费大量的时间去阅读相关领域的材料。这是本读起来趣味盎然的书，到处是精彩的故事和哲意的比喻，同时又是本让人头大的书，每一章甚至每一页上的信息量都多到可以轰炸我的脑袋。颇有意思的是，这本充塞着形而上思辨的《互联网：碎片化生存》的作者段永朝先生，并不是学哲学的，而是理工科出身，在IT领域有着二十多年的工作经历。刚得知时，真叫我大跌眼镜，可见文理分工的刻板印象之难避，不过想想似乎又在情理之中。一直浸淫在人文学科里的人一般而言缺乏对技术的敏感，想在这个领域形而上一把有点底气不足，且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之嫌疑。麦克卢汉当年也是从工程学转专业到英文文学的，所以他才会对技术抱有那么浓厚的兴趣。而段先生身为多年从业经验的局内人，较之旁人更有发言的资格。更难能可贵的是，这本书并不是一曲纯粹的互联网赞歌，却是一盆充满怀疑和反思精神的“冷水”。作者能从局内人的身份跳转到局外，以建设性批判的目光重新审视互联网的发展，则需要很大的反身勇气和表达智慧。
此书的另一有趣之处在于，章节与章节之间并没有一个非常清晰的线性逻辑关系（当然也可能是我的误读），这一章探讨的某些内容很可能在翻了几十页之后再次以新的形式出现。我不知道段先生是不是故意而为之，这让我想到麦克卢汉对伊尼斯写作风格的评价中曾谈到“书面话语”和“会话”的对比，他认为“书面话语”存在着分离事物的一个侧面，使注意力集中的倾向，也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的文本线性发展逻辑；而在“会话”中，事物的许多侧面同样自然地相互作用，在互动中可以产生洞见和发现。“书面话语”产生的观点仅仅是看待一件事情的办法，而洞见则是对一种复杂的相互作用过程的突然顿悟，是与多种形态的生命的接触。这本书的内容结构亦让我有这种感受，非线性的思考路径让人难以抓住某个重心，它的关注点是分散的、灵活的、跳跃的，在阅读过程中飘浮在我脑海周际，伸手去抓，却又什么也抓不住。这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契合了本书的主旨，以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学科各个领域的知识碎片和作者本人的思考碎片拼贴出的互联网的“碎片化生存”图景。
我非常标题党地使用了 “左手XX，右手XX”句型，这么矫情的二分法其实不只有郭童鞋才能想得出来。事实上，据我所知，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就一直处于一个又一个的“左右手”二项对立式选择，要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要经济发展还是环境保护？要自由民主还是集权专制？要科学理性还是人文精神？……每一次人们提出这样的问题，都无可避免地走向一个陷阱，难道我们就必须二选一否则别无选择么？而《互联网：碎片化生存》这本书所要谈的，亦是这样一个二元对立的逻辑——左手是互联网开放共享自由精神，右手则是在背后试图操控互联网的笛卡尔主义，它与人文精神和科学理性的分化对立有着异质同构性。
“云与钟”的概念源自波普尔1965年在美国华盛顿大学的一次演讲，他认为，在现代科学建立之后，世界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所有的云都是钟——甚至最阴沉的云也是钟。” “云”象征的是不规则的、毫无秩序可言、难以预测的事物，例如自然生态、生物种群行为、人类心理活动，而钟则是精确的、有秩序且高度可预测的，例如自然规律、生物进化论、群体心理学。笛卡尔主义者们如此乐观地认为，一切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只要人类不断地探索，就总有一天可以完全掌握这些规律并让其为人类社会服务。“云式钟”象征的便是自信心爆棚的人类征服自然的信念，钟是居于主宰地位的名词，而云不过是遮掩其必然性和客观性的虚无缥缈的形容词罢了，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是完全可以拨开云雾见规律的。或许可以不太准确地概括为，云是障碍，钟是目的；云是表象，钟是本质；云是过程，钟是结果。而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试图将云转换成钟。这一物理决定论的宇宙观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它有着一个非常简单而又斩钉截铁的表达式，即“科学=理性=进步”。这个等式又是通过两个层面的进路得以壮大和深化：一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科学理性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结盟，二是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科学理性与商业主义结盟。导致的结果就是科学体系与人文思想的分道扬镳，科学思想在政治和商业的助力下高歌猛进，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人文精神则似乎走向了日暮途穷。
在作者看来，这种思维模式其实一直潜藏在平等、自由、分享的互联网背后，具体表征为商业力量自上而下的控制欲。他举了“云计算”的例子，对于网络公司而言，所谓的“云计算”实际上是外行眼里的“云”和他们脑子里的“钟”。“云”只不过是作为吸引和忽悠大众的幌子罢了，当网民们以“云”的名义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创意时，他们可以借助“云计算”的手段将之吸纳到自己的“云端”，然后再将这种“秩序化的云”作为服务贩卖给兼具创造者和消费者双重身份的网民们。本书则正是要通过解构电脑与网络的发展史和思考互联网带来的“碎片化生存”，进而从技术哲学的角度指出这种打着“云”的旗号行的是“钟”的实际的互联网是没有前途的。
作者先是回溯了计算机自诞生至今的几次重大历史事件，从中解读出其不为人注意又意味深长的影响，什么被舍弃和遮蔽，而又是什么又受到青睐和得以凸显：集成电路、微电脑芯片、个人电脑反抗 “中心节点”、“广播模式”和资讯操纵的革命性意义是怎样被微型电脑的商业化进程中止；电脑三杰中的维纳为何被选择性地遗忘；早期人工智能为何受到人们的青睐；摩尔定律又预示着什么……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科学乐观主义和进步主义占据了上风，他们赢得了商界的青睐，通过与商业的联盟带来了席卷全球的信息社会浪潮。接着他又梳理起信息时代的历史背景，尼葛洛庞帝的“尼式悖论”、布热津斯基的“靠喂奶生活”、沃勒斯坦的“发展主义”、德勒兹的“债务神学”，以及美国政府从“星球大战计划”转变至“信息高速公路”所掀起全球范围的一波波高科技竞争浪潮……这些词汇背后指涉的理论和意识形态勾勒出全球化语境下信息社会的“正史”。别急着欢呼，他会告诉你，按照这种历史逻辑推演，互联网的诞生便是20世纪乃至18世纪的科技进步主义的自然延续，很可能遮蔽掉了一些我们本应该认真思考的声音和意见，比如60年代在西方世界掀起各种社会运动的 “垮掉的一代”对金权、政权、神权相勾结的社会的反叛和唾弃，比如尼采、海德格尔、鲍德里亚、福柯等等这些思想家是怎样前赴后继地反抗着主流社会的意见，那个被大写了的“人”，那个乐观主义版本的“现代性”，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被边缘化。
而互联网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一言以蔽之，碎片化生存。作者概括为三个主要表现（抱歉，我这个“概括的概括”有点像读书笔记了，所以大家最好还是去找来原书看，书里有着丰富的例证和细致的思辨，套用作者的话说，要“浸入”（immersion）以后才能理解，这个观点也颇有麦克卢汉之风）：
一是编码。众所周知，互联网将现实世界的信息转化为电脑存储的“0”和“1”的字符串，即所谓的比特化，而这开启了一种常常为人忽视的非常危险的进程——信息的离散化。物理世界的连续性在比特化的过程中变得离散、跳跃和不连续，而这种过程却是不可逆的，你想从被比特化的现实世界的摹本（网络）中返回真实的唯一的世界（现实）是绝然不可能的。笛卡尔意义上的主体，经过这一比特化进程后已然被肢解得破碎不堪。
二是语言。从文字被发明的那天开始，人类就开始进入通过符号媒介间接式交流的过程中。文本使得面对面交流不再必要，而脱离肉身而存在的文本拧干了口语传播的语境后，变得多义且暧昧。这也正是上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带给我们的启示，词与物的关系并不如硬币的两面，它们之间存在着种种裂隙。而计算机系统所采用的以数理逻辑为基础的“形式化语言”，亦摆脱不了将语言与主体的关系简单化为“逻辑映射”，于是“主体被‘强行摊在了逻辑的平面上’”，知识被强行转译和分割为计算机可识别的信息，而那些无法被编码的内容，则被弃之一旁。
三是遭遇“他者”。互联网的出现，使得笛卡尔时代奠定的“主体即此在肉身”的假设被击得粉碎（至于何谓主体，这是自希腊时代开始哲学家就不断地进行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作者用了“我是谁”整整一章的内容梳理这一概念），海量的“他者”以海量的语言将孤独的“主体”湮没。互联网上偶遇的个体自身已破碎为多处和多面，不再具有连续性，而基于互联网的交流是更是经过重重转译的比特化的符号，亦无法还原出真实完整的主体，人们虽然仍然依靠着线性逻辑的文本进行交流，但它的使用已经不再依靠“同意”而是“会意”得以进行。而在作者看来，真正的默契正是建立在“会意”的基础上，而不是“同意”。
正如开头所指出的，这种“云”式的“碎片化生存”正是与“钟”式的互联网背后强大的现实逻辑相悖谬。但是作者的态度并不是要简单地否定钟，或者一味袒护云，他反对我们在云与钟之间必须二选一的做法，因为那样只可能“以论辩的名义行屠戮之实”。他的建议是丢掉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线性逻辑，去思考一个问题：未来的互联网上，“云”与“钟”如何和平地共存？他认为，不管未来的技术哲学是什么面貌，但至少包括以下两点：
一、共生。“未来的互联网世界具有多个版本，这是网络世界的典型特征。个体可以拥有多张面孔、多个场景、多重人格，并可以在这种繁复的、多层级的生活间灵巧切换，而不致陷入困境。要达到这种状态，其哲学基础必然不是‘非此即彼’的二值逻辑，而是某种‘共生逻辑’。”
二、和谐。“未来的互联网世界必然是不完备的，但因为多个版本而保持了丰富多样性。在多态的存在中，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允许处于不同的层级、不同的社群、不同的情态。它们之间的共生关系，必然有赖于和谐意识的普遍化。”
或者非常通俗地讲，左手云，右手钟，我们不是要选择哪一只手，而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数字时代阅读报告第三期：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1925135.html）

中文翻译pdf下载

2016-11-05

《再混合：混合经济时代繁荣艺术和商业之道》中英文版pdf下载：https://pan.baidu.com/s/1qXMdhUG

2010-2012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一个同人性质的电子杂志《数字时代阅读报告》，杂志的编辑们分散在海内外和大江南北的高校。上海交通大学的魏武挥老师是这个业余团队的发起人，很大程度上，我们这些人是因为和他的联系才加入杂志团队的。我们团队的写作和编辑工作自始至终没有一分钱报酬，可我们还是比较愉快地维持了两年时间。我认为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是月刊，制作周期长，大家虽然平时有正事要忙，但每人贡献一篇随笔、书评或翻译，用几个月攒一本电子书还是难度不大的；第二，虽然没有金钱的激励因素，但参与杂志团队有扩展个人的社会网络、激励自己读书写作以及获得社会知名度的隐形回馈。
如莱斯格在本书中所总结的：人类社会的经济形式包括三种，除了众所周知的商业经济，还有一种叫做分享经济，以及两者的混合。商业经济作为交换对象的是可见的物质形式，例如金钱、有形资产；分享经济则不同，它是基于社会互动的日常实践，交换的是不可见的社会价值，例如名气、情感、人际关系、集体认同。
但两年后，要认识的人早就认识了，完全可以私下一对一地交流，而不需要通过杂志的协作平台。我们也没有像现在的自媒体靠内容吸粉的强大动机，因为那时候的粉丝数量并不能直接兑现，当时还没有如今公众号随便写写软文发发广告就能赚钱的简单粗暴型盈利模式。杂志的社会交换功能几乎消失，金钱回报依旧为零，大家显然没有足够动力继续维持和贡献内容，而更愿意为传统媒体写稿或者写论文发表，因为那样有直接可见的交换价值。杂志的发起者也没有兴趣继续维持团队运作，于是我们悄无声息地停刊了。
我开始翻译这本知识共享协议版权的书，是因为当时做杂志编辑，翻译成了我给自己定的每期固定任务。翻完这本书，我却用了断断续续两年多时间，进度十分缓慢，日常任务多不是借口，主要还是因为懒惰和缺乏动力。翻译的后期，我们的电子杂志已经处于停刊状态，在没有任何外在激励因素的情况下（没有报酬，也没有社群协作），这件事情到最后，请允许我矫情地说，是对自己的完成。除了公开向偶像致敬的虚荣心之外（炫耀也是共享经济的重要动力之一，但这也是很有生产力且对他人有益的炫耀），完成它的动力来自一个简单的原则：一件事情，既然善始，也应善终。
翻译的整个过程让我意识到商业经济和共享经济必须共存：只有共享经济，人们很容易丧失坚持的兴趣和动力，但只有商业经济，我们的文化便会丧失许多自由的快乐。共享经济的妙处就在于，它的贡献者带着千奇百怪的心态和目的加入自由创作和分享的行列，我的也并不特殊。一般而言，商业经济可以持续性地生产更多作品，共享经济，如果没有稳定的激励机制，很难持久地产出作品。另外，作品的质量也很难得到机构化的控制，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共享经济的作品就比商业经济的产品差劲，有时候没有物质回报、没有功利心、为艺术或政治而艺术的作品，往往比充满市场算计的文化产品更真诚和用心。
如果有商业渠道，我当然不会拒绝物质报酬。如果没有，有件事情让我非常感兴趣，我有充足的时间，那我当然愿意做free labor（免费劳动，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自由劳动）。另外我也意识到，free labor也跟个人所处的人生阶段有关系。翻译这本书主要是在我闲暇时间较多的研究生阶段。而未来进入高校工作的我，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必须用于个人生存，会更理性地计算工作的付出和回报，无法贡献出这么多时间和精力去不计回报地翻译一本书。不论怎样，对于我自己而言，完成这本书是基于我所相信的自由分享价值的实践。
两年前，一个在出版社工作的网友曾经为我翻译的这本书联系过美国版权商，最终因为对方要价太高而作罢。另一个已经离开出版行业的朋友告诉我，商业出版社现在是以市场排名指标来作为一本书是否值得引进的标准，这本书显然没有达到引进的标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本不值得读的书。以畅销程度作为书籍的唯一衡量指标，我认为非常狭隘。
半年前，我给国内的网站电子出版编辑写邮件询问，某翻译网站没有回复我的免费电子出版请求，另一个知名网站则拒绝了我的请求，理由是：无论免费还是收费，都要获得作者的许可。这不禁让我想到莱斯格在书中举到小野洋子的例子时写的一段话：

“这个要求被提出一年后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毫不夸张地说，在律师、博物馆主管和布雷兹花费了数百个小时后，最初的回应迄今已超过两年，在写作的此时，版权所有者仍没有达成最终协议。似乎没人意识到，为这些版权讨价还价花费的时间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任何可能的授权费用。是否经济无关紧要，一个原则岌岌可危。正如大洋女士所指出的，在另一个艺术家能够公开展现二十五个约翰·列侬粉丝的爱之前，’许可在法律意义上是至关重要的’。”

翻译这本挑战现有商业版权制度的著作的我也反讽地遭遇了书中所描述的类似困境。因为版权和许可的迟迟无法解决，当然也因为我的懒惰和拖延，并不都是社会的错，咳咳，已经让这个中文翻译在我的电脑里躺了将近两年。所以，不管了，我决定将这本书制作成PDF，无需跟版权商讨价还价，也无需经过网站的繁琐程序，供大家随意下载。
我的行动既不是要全盘否定商业版权制度（但我全盘否定版权制度的过分膨胀），也不是要标榜自己的无私奉献精神，事实上，人们往往夸大了志愿者团体的道德因素。人们愿意不计物质回报地做一件事情，并不是因为道德高尚，而显然因为这件事有他们所看重的、超越金钱的其他价值。共享经济与商业经济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它们也可能混合在一起，或者是个人或公司在不同语境下相互联系的实践。
在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知识生产的商业化浪潮中，我希望前者（在过去被视作理所应当的共享经济行为）不应该被忽视和抛弃。而在混合经济时代，免费的共享经济和无偿的劳动剥削之间的界限似乎也变得模糊，但万变不离其宗，生产关系是两者的本质区别。至于生产关系如何变化、模糊和混合，又是一个研究的好主题，但我不打算在本文展开讨论。
本书中的人名、地名、网站、公司名称等名词，有一些翻译成中文，有一些保留了英文单词，全凭我对上下文语境以及哪个看起来更顺眼的主观判断。翻译如有错漏之处或水平欠奉，责任均由译者承担。

P.S.欢迎指正，如有错漏，我会更新pdf内容。Notes和Index没有放入翻译版本，如有需要请查看原文pdf。

所有孤独都是因为电话？

2011-12-14

        玛丽莲·梦露曾对别人说：“你知道我总是依靠谁吗？不是陌生人，不是朋友，是电话！它是我最好的朋友。”就连她最后的形象都是跟电话联系在一起的：她的手搁在电话上，试图抓住即将消逝的生命。啧啧，如此撒鼻息的画面。
        1920年有一首流行歌曲叫做，《所有孤独都是因为电话》(All alone by the telephone)。而我想问的是，究竟是电话造就了人的孤独还是孤独借电话的意象得以凸显？
        OK，先思考一个问题：电话带来的最大改变是什么？
        打破时空界限。对不对？即使人们分隔在不同的时空里，通过电话也可以瞬间搭建联系。人际交往方式由此被媒介中介化了。当然啦，在古时候，我们也有通过媒介进行的交往，“犹冀苍雁赤鲤，时传尺素；清风朗月，俱寄相思。”通过书信来与远方的人们交流，然而这种媒介化交往毕竟受制于时空，一封书信恐怕得数月才能达到对方手里，距离成为交往无法逾越的障碍。所以难怪离别成了古诗里最伤感的抒情：
“孤帆远影碧空尽, 唯见长江天际流。”
“劝君更尽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春草年年绿，王孙归不归。”
“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霭沉沉楚天阔。”
……
        少不更事的我每每背诵这些句子，都依稀能感触到文字的冰凉。真不知道那些古人是怎样排遣长年累月的思念，和独守异地的寂寞。
        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电的发明带来了时间凌驾于空间之上的可能。而电话的发明，在人类历史上真正第一次实现了人与人跨时空的即时互动，让人际交往打破了地域的限制。人们不需要约定时间地点，只需要拨出一个固定的号码，就可以轻易找到想找到的人。
        当然不是电话造就了都市化的进程，带来了“非邻近社区”的形成，电话只不过现代通讯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繁复的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而已。无数彼此暌隔的社区在社会的意义上打乱重组，个体从地缘和血缘的网络里挣脱出来，以陌生人的名字和面孔出现在城市里，而“城市相聚和别离悲伤欢喜，敌不过交通灯由红变绿”。高度的人口流动性，加快的工作节奏，复杂的生活环境，“我们”变成了一个个孤零零的“我”，像夜晚点亮大地的一盏盏灯火，彼此交相辉映又保持距离。不同的成长环境，不同的阶层背景，不同的兴趣爱好，不同的价值取向，不同的职业身份……所有一切都无所谓，人们不需要再基于任何根深蒂固的共享特质才能构建联系，城市的人际网络变得丰富、多元，但多数却像蜻蜓点水止于表面。而电话为这样新型的人际交往提供方便，对于无法见面的亲人朋友我们可以打电话，对于无需见面的熟人和陌生人我们也可以打电话。电话让我们可以轻松摆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按照自己的意愿控制交往的对象和时空，不想见的人就让ta被挡在电话线的另一边，想见而不得的人我们至少还可以随时说话。
        苏珊·凯勒指出，电话有两种用途，一种是工具性用途：遇上疾病、意外事故等危机或紧急情况的求助；购买货物；日常信息传递（约会、订餐、预订房间、询问天气etc）。事实上，只有少数的电话使用者需要信息——90%的询问电话来自固定的30%的人，而最普遍的需求是时间、天气和时刻表。另一种被称为本质性用途：即人们社会交往的需要，它促进了朋友、亲人、邻居、客户之间的社会联系。
        电话与广播、电视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它是双向的传播，它提供的是连接人与人，人与服务的工具。人们通过打电话聆听宗教布道、医疗建议、法律意见、占星术预告、失恋者建议，它为那些独居的人、新来的人、体弱病残的人、交往障碍的人、有心理疾病的人、生活一团糟的各种人提供了抚慰的可能。交流才是电话作为媒介的根本功用。岔开一句，想起communication在中文里被译作“传播”，更贴近传统大众媒体的功能——单向度的推而广之，而“交流”更能体现信息流动的实质——沟通和互动。人根本上是社会性动物，交流才是形成和维持community的必需品。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所有孤独都是因为电话呢？是不是我们孤独的时候，最常面对和使用的物品就是电话？当我们被莫名其妙的人骚扰时，当我们跟不知所谓的人鸡同鸭讲时，当我们期盼心中思念的人打来电话时，当我们只能通过电话和最爱的人交流时，孤独感漂浮在每个这样的场景里，我们不知道该谴责谁，那么只好嗔怪一句：All alone by the telephone.
        拉拉扯扯不知所谓了这么多，只想说一句，Loneliness never dies.
        就像几百年的中国宫女们偷偷在红叶上写诗，靠流水传递到宫墙之外向不认识的人表达心意一样，电话不过是人类孤独的众多载体之一，而已。电话发明了一百多年，它所传递的主要信息仍然和贝尔第一次打电话给华生时一样：“我想见你。”
        最后再让我们仔细回味一下1920年的这首歌吧：
All alone,I’m so all alone
There is no one else but you
All alone by the telephone
Waiting for a ring,a ting-a-ling
I’m all alone every evening
All alone,feeling blue
Wondering where you are and how you are
And if you are all alone too

透过网络理解社会

2011-11-21

        立早按：研一的读书报告，备课的时候翻出来又回顾了一遍，没啥观点，权作一篇仅供参考的读书笔记。

       对于一个在文科课程里浸淫了七年、远离理化生六年、与数学老死不相往来四年之久的我而言，翻这本书是一次异常愉悦的阅读之旅。此前我从未想到，重新接触一些理科入门级概念和模式竟然让我如此兴奋不已。
        一直以来我对科学思维满腹牢骚，认为科学主义的框架太刻板坚硬，无法展现这世界的混沌和复杂，而只能是以僵硬的模式和规律来简化现实，科学对世界的转译就如同从模拟信号转变到数字信号一样，你可以从现实世界轻松跃进科学世界，但却永远无法从离散化的科学世界里重返暧昧多义的现实世界。
        而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Barabási）的这本《链接》则让我对科学的认识焕然一新。原来科学也可以从简化论的桎梏中走出，而且以人文科学（哲学、历史、社会、政治、文学等）完全无法抵达的高度重新打量这个世界的复杂性。想起公主课上所说的，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人文和科学在21世纪将从之前的分道扬镳，重新融为一体，难分彼此，真的心有戚戚焉。
        这本书的作者巴拉巴西是美国圣母院大学教授，多年从事于复杂网络的研究，他和阿尔伯特、郑浩雄从1998年开始了对网络的研究，一年后在《科学》上发表了关于无标度网络的论文，从而掀起网络科学研究的热潮。由于他所从事的是理论物理学的研究，因而相对数学家对网络的数学形式的关注，他对网络的形成机制更感兴趣。
        这本书相对其他科普读物具有很高的可读性，在于作者并没有引入过多繁复的数学公式或者理论，而是以讲故事的方式娓娓道来，将深刻的洞见融入对寻常事件的再赋值过程中，即透过复杂网络科学这幅有色眼镜，将现实世界重新陌生化，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网络思维来更新我们对现实的认识方式。

        他在导言部分中，很清楚地解释了本书的思路，即将社会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网络，通过对网络结构的深入研究来认识社会。他讲了两个有趣的故事。一个是2000年2月份，FBI逮捕了一个加拿大少年，他用一台普通的个人电脑，以黑客的方式入侵了若干著名的商务网站，向这些网站不断发送“好的，我听见了”这样的信息，导致网站一度瘫痪无法访问。另一个则是基督教的传播。基督教发扬光大要归功于一个保守而虔诚的犹太人保罗（Paul），他降低了基督教的门槛，诸如割礼和严格的斋戒律条，徒步走了1万英里的路去四处宣教，成为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宣教者。这两个似乎完全毫无干系的故事，其实有个隐蔽的共同点，在于他们成功的关键源自网络的结构和运行的拓扑结构中，也隐藏在他们操作网络的能力上。前者操作的是电脑网络，而后掌握的则是社会和宗教网络。
        在这里，网络是一个抽象的框架，它并非局限于物理层面或技术层面，而是泛指一切存在相互联系的事物集群，从世界万物的联系形式，到细胞中的微观宇宙，以及如今的互联网，所有一切事物都存在着相互联系，于是便是一张张无形的网络在我们眼前铺展开来，而我们中的大多数，对此一无所知或熟视无睹。
        网络揭示了我们的生物学的存在、社会、经济以及宗教传统等都有极其复杂的相关性。而之前整个20世纪的科学研究，大部分都是依照简化论进行的。即无论是对自然还是社会的研究，都是从整体中截取部分放大细节以展开研究，以解剖麻雀的方式来认识世界，以个案的路径来走向整体，但问题关键在于，谁也没有真的见过整体，如何窥一斑而见全豹是存在很大的方法论争议。但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策略，因为真实世界过于庞杂，我们被迫以微观的方式，观察自己身处的世界。
        事实上，自然并不是一个设计完美的、只有唯一答案的谜题。在一个复杂的系统当中，部分可以以无数种方式进行组合和搭配，而人类想穷尽一切组合的可能性，恐怕子子孙孙都难以完成。而自然界则可以用短短数万年时间完成这一切工作，组合这些零件的奥秘，是利用了包容一切的自组织法则。没有任何事情是在独立的环境中发生的。大多数的事件和现象都和复杂宇宙谜题中的其他部分或有关联，或有因果，或相互作用。
        因而从网络的视角思考问题，就是要对网络的出现、形式、演变规律进行探索，去了解基于网络的自然、社会和商业的图景，以网络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

随机宇宙
        科学家对网络的最初认识是规则网络。例如著名的哥尼斯堡七桥问题：人们能否不重复地走过哥尼斯堡的七座桥呢？当时谁也没有办法做到。1736年数学家欧拉根据七桥问题提出一个有力的数学论证，将桥梁问题视为由点和连接七点的边组成的图形，于是七桥问题便被转化为了一个四个点七个边的图，图上带有奇数边的点，不是行程的起点，就是终点，如果一个图中有两个以上这样的点，就不攒在一次遍历七桥的路线。在哥斯堡图上，有4个这样的点，因而无法找到所需的路线。
        这个论证方法的伟大之处在于无意中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数学领域：图论。“图或网络具有自身的属性，这种属性隐藏在它们自身的结构中，可以限制或增强我们使用网络的能力。……网络的结构是理解我们周围复杂世界的关键。”[ [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版，P14]但一直到欧拉著名论证的两个世纪以后，科学界才从研究不同图形的属性转向研究图形或网络的形成原因上。
        最早是保罗·艾尔德(Paul Eros)和阿尔弗雷德·莱利(Alfred Renyi)提出的随机网络理论。因为当时科学的目标就是为了找到复杂现象的最简单解释。不同的系统遵循各自完全不同的规则来建立网络，而艾尔德和莱利则故意忽略这些网络之间的相异性，得到了自然界所能提供的最简单解答：随机连接节点。他们得出结论，认为创造网络最简单的办法是掷骰子，认为网络图和其代表的世界从根本上讲是随机的。爱因斯坦却倾向于相反的观点：“对于宇宙，上帝不喜欢掷骰子”[ [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版，P19]。
        网络是由节点和链接所构成的，包含了所有节点的一部分网络被称为巨型结构。网络在添加了一定量的链接后，会发生急剧的改变。每个节点只需一个链接，就能让所有的节点连为一体。1是这里的阀值。随着节点平均链接数量的增加到一个临界值，被排除在巨型节点串外的节点数量就会急剧减少。也就是说，添加的链接越多，就越难找到孤立的节点。社会网络及其复杂，没有任何成员能够游离在外，其中的每个节点都能被访问到，因此，世界上不存在完全和外来世界隔绝的孤岛或个体。
        之前的图论，研究的都是规则网络图，结构中没有模糊不清的部分。但一旦涉及复杂系统，如互联网、生物细胞等，规则网络图却成了特例，而非常态。真正的网络图，都无比复杂，鉴于其高度复杂性，他们二人认为其是随机的。
        规则网络图的特别之处就在于每个节点都有恰好同样数量的链接。而在随机网络图中，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规则性。随机网络模型的前提是深刻的平等主义：我们完全随机安排链接，因此所有的节点都有等同的机会获得链接。随机网络模型的柱状图遵循Poisson distribution，其分布有一个显著的峰值，表明大多数节点的平均链接数都是一样的。在峰值的两边，分布迅速下降，与平均值相差较大的值极为少见。对比社会网络，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有数量差不多的朋友和熟人。只有极少数人脱离常态，可能特别善于交际，或极端封闭。
        一言以蔽之，在艾尔德-莱利的随机网络理论中，复杂性=随机性。他们实际上并不打算提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只是对随机网络的数学表达感兴趣，而对于其是否真的反应现实网络的特征并不关心，因而随机网络理论本身存在很大的漏洞。这将在后面的篇幅里继续展开。

六度分隔
        关于六度分隔概念的最早表述可以追溯到凯伦斯的短篇小说《链条》，虽然直到1967年才被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正式提出。
        六度分隔意味着，“虽然我们的社会规模庞大，但沿着一个人接一个人的社会链接，就很容易把握其脉络——一个由60亿人组成的巨大网络，其中每对节点之间都间隔有6个链接。”[ [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版，P34]也就是说，你最多需要通过六个人的中介，便可以和世界任何一个人取得联系。我们生活的世界之所以小，是因为社会是一个密度极高的网络。我们每个人拥有的朋友数量，都远远超过1这个网络阈值。
        而对于互联网而言，上面的文档就相当于节点，而链接即统一资源定位器（URL）将文档组织成为巨大的网络。用作者的话说，“链接就像是缝纫的针脚，把现代信息社会缝制成一匹完整的布。”[ [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版，P36]
        据统计，早在互联网诞生不到10年的1999年，网络上已经有近10亿份文档。但作者所关注的不是网络的总体规模，而是网络上任意两个文档之间的距离。
        1998年末，他和阿尔伯特、郑浩雄开始着手制作一份网络地图，即所有网页以及连接这些网页的链接的列表。编制这个网络地图的方式是使用一种叫做“网站机器人”或“网络爬虫”的软件程序，它可以自动下载网络文件，查找文件中的所有链接，然后按照这些链接访问并下载指向的文档，如此这般进行下去，直到获取了所有相关的页面。从理论上讲，便可以获得网络的完整地图。
        受资源的限制，他们选择让机器人通过访问圣母院大学网站域名下的所有300000份文档来绘制出地图。最后计算出圣母院大学网站网页之间存在十一度分隔。而当时万维网的规模是圣母院大学网站的3000倍，即使当时最大的搜索引擎也只能覆盖整个网络的15%。虽然这样没法获得整个网络的地图，他们依然能判断出网页之间的间隔，但必须使用一般用来对付成分和结果都无法预计的随机系统的物理学分支，即节选网络的一小部分，计算任意两个节点之间的间隔，再选取更大一部分继续计算，通过反复选取和计算，直到计算机系统处理的极限，再分析节点间隔的变化趋势。最后得到的估计值是19，即互联网上任意两个文档之间的平均间隔是19。
        虽然大型网络有规模庞大的节点，但实际证明却是小世界，节点之间的间隔比节点的总数要小得多。比如我们的社会有60亿个节点，间隔为6，1999年的万维网有接近10亿个节点，间隔为19，而由路由器构成的互联网，间隔为10。考虑一个节点的平均链接为K的网络，实际网络中间隔为2个链接的节点数量为K*K个，间隔为d个链接的节点数量为K的d次方个。而网络节点间隔之所以小，是因为公式中的对数值小。节点之间大量的链接将无比庞大的网络也能缩小为小世界。
        而运用于社会交往的六度分隔则是现代社会造成的结果——人类的交际需求以及远距离通讯手段的发明。人类社会一直在缩小，这是因为以前可能彻底断开的社会链接，现在却能很容易地通过远距离通讯手段保持下去。而且现代社会的高度流动性也使得个人所能保持的社会链接的数量也大幅增加，进一步减少了社会间隔。

小世界
        20世纪60年代，哈佛大学的马克·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通过研究人们如何通过社会关系找到新的工作，发现了弱关系理论。他指出，个体周围的社会关系网络结构很像基因结构，是一个高度密集的社会结构。在朋友圈内的人相互都认识，保持亲密关系，圈子通过少数的向外链接与外部世界连为一体，不至于处于隔绝状态。完整的网络通过几个较弱的联系，即熟人关系，将不同的朋友圈联系起来。这种关系对于圈子与外部世界的交流互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个体而言，想获取新的信息，就必须利用弱关系。
        邓肯·瓦特和史蒂文·斯托加茨则引入一个“群集系数”的概念来说明朋友圈有多紧密。数学家保罗·艾尔德则成了“艾尔德数”概念的来源。即数学家们需要通过几个论文合作者的中介与艾尔德获得联系。大部分数学家的艾尔德数在2-5之间，这个数字说明数学界本身是一个高度关联的网络，所有数学家通过他们发表的论文链接在一起。这个例子说明了社会系统的群集现象。瓦茨和斯托加茨还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特点：即使只添加少数几个链接，就能把所有节点之间的平均间隔大大降低，而这少数几个节点却不会改变网络的群集系数。也就是说，即使人们的交际范围比较有限，只要其中有少数人的交往范围比较广，拥有远距离的链接，就能使整个社会构成小世界。

中心节点和连接者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The Tipping Point (《引爆流行》)一书中提出了连接者的概念。所谓的连接者，可以理解为社会网络中带有极大量链接的节点。他们是社会网络中极端重要的成员，无论是创造新的社会趋势或时尚，还是制定重大决策，他们是社会的桥梁，把不同地域、种族、受教育背景和社会背景的人联系在一起。
        群集现象构成了对艾尔德-莱利模型的第一个挑战，瓦茨-斯托加茨的小世界模型解决这一危机。而连接者现象却对随机网络模型和瓦茨-斯托加茨模型同时带来了致命的打击，从而使得随机网络的观念土崩瓦解。比方说，网络的言论自由问题。事实上，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你是否能在网上发表言论（网络的发表是没有门槛限制的，任何人只需要一个链接即可发布），而在于发表后会有人注意到它么？这里便是言论的权利和言论的权力之间的区别：言论的可见度。在网络上对言论可见度的度量标准是你发布的文档的链接数量。指向文档的链接越多，它的可见度就越高。
        而作者所做的研究表明，万维网的拓扑结构具有高度的不均衡现象。他们调查了2.03亿个网页，发现大约占所有网络文档90%的网页拥有10个以下指向它们的链接，而大约占网页总数的3%的网页则被接近100万个其他网页引用。“中心节点的存在，颠覆了某些人的认为电脑空间是平等主义乐园的乌托邦式幻象。”[ [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版，P69]
        另一个连接者的例子是“培根的神谕”（Oracle of Bacon），一些美国大学生发现，好莱坞演员凯文·培根可以通过两三层的人际关系与任何一个好莱坞演员取得联系。于是他们制作了一个叫做“培根的神谕”的网站，在网站上输入任何两个演员名字，网站可以计算出他们之间的最短人际距离。
        研究发现，规模并不总是演员网络最重要的因素，虽然三级片明星饰演过的影片数量惊人，但是他们就是没能靠近好莱坞的中心。网络真正的中心留给了那些在多个大型集群里都有自己的位置的节点。“对于演员网络，这种节点就是饰演过多种类型影片的演员。对于万维网，这种节点就是那种不只提供现代艺术的链接，而是对于人们所有疑问都提供链接的网站。对于社会，这种节点就是那种和各个领域的人都有交往的人。他们是数学界的艾尔德，这种人从不局限于任何框框，对于多学科相关的话题，他们都能驾驭自如。”[ [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版，P73]在随机网络中是不存在中心节点的，这便对艾尔德-莱利模型和瓦茨-斯托加茨模型构成了致命的打击。
        而“在任何存在中心节点的网络中，它们都对网络结构起着关键作用，使该网络呈现小世界的特点。”[ [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版，P76]
80/20规则
        80/20定律是经济学家维弗雷多·帕累托提出的，他通过日常生活的观察发现，80%的豆子是由20%的豆荚结出来的，80%的土地被20%的人占有。这个定律后来又发展成为墨菲管理定律：80%的利润是20%的员工创造的。
        自然界大多数数量序列都呈正态的钟型分布，和随机网络的峰状分布很相似。但在某些情况下，自然界产生的数量序列会按照冥律分布。冥律分布与钟形曲线分布的不同在于，冥律分布不存在峰值。符合冥律分布的柱状图是一个不断下降的曲线，说明在几个大事件之后有许多小事件。幂律分布的最突出特点，不仅是其中有许多小事件，而且是许多小事件伴随着少数极大的事件。这种超乎寻常的大事件是不可能存在于钟形曲线内的。每个冥律都有独一无二的冥。
        作者通过他们团队的研究，在互联网中也发现了幂律的存在，也就是说，互联网上亦存着中心节点。“缓慢降低的幂律分布很自然地能和高度链接的异常节点结合起来，它预言每个无尺度网络都会有几个大的中心节点确定网络的拓扑结构。……这些规则决定了真实网络的结构稳定性、动态行为、稳健性（robustness）、容错性以及承受攻击的能力。”[ [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版，P85]

富者愈富
        首先来看，随机网络的两个属性：静态和民主。在艾尔德-莱利和瓦茨-斯托加茨的网络模型中都有一个共同的假定：网络中的节点是固定的，因而依照这些模型生产的网络是静态的，在网络的生命周期内，节点的数目恒定不变。而节点之间的无差别，导致它们获得链接的机会也是相等的。
        而在真实网络里，链接不是随机的。链接更多的网页更有可能得到链接；关系联系紧密的演员更有可能获得新的角色……真实网络受两个定律的控制，即增长和优先情结。首先，增长意味着早先的节点比后来者有更多机会积累链接；其次，新节点乐于和链接多的节点建立链接，早到的链接多的节点会经常被选中，也会比晚到的链接少的节点增长得更快。
        真实网络的另一个特点是在许多网络中，节点和链接可以消失。“内部链接、链接重排、删除节点和链接、节点老龄化、非线性效应，以及其他许多影响网络拓扑结构的过程，可以构成完美的演变网络的理论架构……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幂律的存在是否意味着网络是从无序到有序的相变的产物？答案是网络并不处于由随机到有序的道路上，它们也不处于随机性和混沌的边缘，无尺度拓扑结构表明网络的形成源于自组织原则的作用，不管网络多大、多复杂，只要存在优先原则和增长因素，它就会保持中心节点和无尺度拓扑结构。”[ [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版，P107-108]

爱因斯坦的遗产
        这一章内容主要讲的是，在竞争环境的复杂网络中，适应性高的节点链接就多。
        爱因斯坦在印度物理学者玻色论文的基础上写成论文《单原子气体量子论》，他预测如果全部的粒子足够冷却，粒子中的一大部分会安顿在最低的能量点上，他们会形成新的形态，这后来被人称“玻色-爱因斯坦凝聚”。
        在某些网络中胜者通吃，会获得所有链接，因而带有明显的“玻色-爱因斯坦凝聚”特征。但胜者通吃网络并不是无尺度的，这种网络只有一个中心节点和多个微型节点。而无尺度网络中，节点带有明显的等级分布。胜者通吃行为会破坏无尺度拓扑结构中中心节点的等级分布，使其变成星状网络，如微软公司。
        “节点永远为了为获得联系而竞争，因为在相互联系的世界中，连接数量就代表了生存能力。”[ [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版，P125]就像公司会争夺客户，演员会争夺角色，社会成员则在争夺社会链接。在适者致富的网络中，竞争会导致无尺度拓扑结构的产生。“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则为胜者通吃网络的存在提供理论解释。

阿基里斯的脚踵
        1965年美国东北部大停电，凸显了人造复杂网络的一个问题：由连通性所导致的脆弱性。相比之下，自然界则具有强大的抵御能力，能够在出现故障的时候仍能保持基本的运作和功能。整个生态系统显示出人造系统所不具备的容错性，而这种容错性是通过高度互联的复杂网络保证的。
        作者对容错性高的网络研究中发现网络的崩溃不是渐进的过程，随机网络存在一个错误临界阈值，只随机删除几个节点对网络的整体性影响不大，直到超过这一阈值才会崩溃。对互联网络的测试发现它拒绝崩溃，和其他人工系统不同，具有高度的稳健性。偶尔删除一个中心节点也不会带来致命的危害，因为按等级分布的中心节点中会有其他的保持网络的整体性。这个特点也非互联网独有，所有无尺度网络都具有很高的稳健性，而这源自于其拓扑结构。
        以色列教授希洛姆哈维林（Shlomo Havlin）等人研究了随机网络和无尺度网络需要移除多少比例的节点会使其崩溃的问题，结果发现，随机网络在节点被删除到某一临界点时就会崩溃，而对于无尺度网络来说，如果次数幂小于等于3，这一阈值就不存在。而绝大多数无尺度网络，无论是互联网还是细胞，都是无尺度的，而且其次数幂都小于3。因此，这些网络只有当所有节点被移除后才会崩溃。但，如果选取不是随机节点，而是网络的中心节点的话，结论便会完全不同。作者通过实验发现，对一个网络中的多个中心节点进行删除后，造成的破坏就开始明显显现出来，进一步删除更多的中心节点，网络就会大崩溃。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出现的崩溃临界点出现了，在临界点附近，即使只破坏少数几个中心节点，就把互联网分割成了细小的互相隔绝的碎片。无独有偶，作者对酵母细胞的实验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也就是说，破坏少数的几个中心节点，一个无尺度网络就能立即瘫痪。
        因而，“无尺度网络结构中隐藏着人们未曾料到的阿基里斯的脚踵，其面对故障的稳健性和面临针对中心节点的攻击的脆弱性是共存的。”[ [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版，P138]如细胞的蛋白质网络，在发生随机突变的情况下不会崩溃，但某种药物或疾病关闭了编码生成连通性最强的蛋白质的基因，细胞就无法生存了。还有1911年禁止猎捕海獭，海獭物种迅速恢复，海胆减少，海藻增多，为海洋鱼类提供了食物，避免了加州海滩的退化。保护好一个处于中心节点的物种，就极大地改变了海岸的生态。还可以举的例子数不胜数，比如1996年大停电事故，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等等。删除的节点的连通性越高，就越有可能使整个系统瘫痪。对于无尺度网络而言，拓扑结构、稳健性和脆弱性三者是共存的。
        《圣经》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大卫取出弹弓，助上帝的帮助轻而易举地将敌军的头领巨人歌利亚杀死，歌利亚的死去使得敌军土崩瓦解，大卫一战成名。而无尺度网络中的中心节点就是巨人歌利亚。如细胞的蛋白质网络，在发生随机突变的情况下不会崩溃，但某种药物或疾病关闭了编码生成连通性最强的蛋白质的基因，细胞就无法生存了；针对中心节点进行攻击的菲律宾爱虫电脑病毒（Love bug）可以在几小时之内传遍全世界，造成全球互联网崩溃。
        根据无尺度网络这样的特征，人们便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相应对策来解决现实社会一些复杂问题。比如，艾滋病病毒的传播网络的无尺度拓扑特征使这一病毒会不断传播，难以消亡。治疗的中心节点越多，该传染病的阈值越高，这一病毒消亡的可能性越高。即便是我们无法找到所有的中心节点，但只要朝偏向高连通度的节点的这个方向去做，就能降低疾病传播的速率。而黑客们只需要寻找到互联网的中心节点，例如像雅虎这样的大型网站，进行集中攻击。当这些互联网的“歌利亚”倒下之后，互联网自然也就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破碎的万维网
        米尔格兰姆的实验对象根本就不知道联系到目标对象的最短路径。即使手头有指南针，而且知道出口大体上是在北方，想找出出口也会耗费大量的事件，而且我们的行动效率也会很低，相反，如果手头有迷宫地图，不出5分钟，我们就能走出来；大多数疾病，并不是由特定的某一个疾病基因引起的，多基因通过隐藏在细胞中的复杂网络相互作用。后基因组计划即绘制细胞内部的网络地图，有了生命之书，我们现在需要的是生命地图。
        社会网络、蛋白质网络等大多数网络是无向的，万维网和食物链是有方向的。有向性使万维网成为一个非均匀网络，它被分隔成4个主要的大陆：
        第一个大陆包括了网络的1/4，通常被称作中央网络。在中央网络的任意两个节点间，都存在能够相互访问到的路径。第二个和第三个大陆分别是IN大陆和OUT大陆，从IN大陆可以进入中央网络，但无法从中央网络重返IN大陆。中央网络可以进入OUT大陆，但无法从OUT大陆进入中央网络。它们之间的流动是单向的：IN大陆→中央网络→OUT大陆。第四个大陆则由网络触须和隔断的孤岛组成。从触须或孤岛出发，只能看到同一个孤岛的文档。
        如此，链接的有向性便造成了碎片状的互联网。孤岛和IN大陆部分处于隔离状态，无论网络机器人多么努力也找不到那上面的文档。无论网络是随机的还是无尺度的，只要链接是有向的，就会存在四个大陆，而且四个大陆并不是仅有的分隔，仔细观察还会发现大陆进一步分为小村庄和大城市。这里村庄和大城市是指由某个共同的观念、爱好或习惯所联系在一起的网站，构成了社区。
        芝加哥大学教授桑斯坦则担心由于网站都限制指向不同意见的链接，正在出现的网络世界其实助长了社会分化和隔离。万维网上社会和政治分化背后的机制其实是自我加强的：这些机制还会改变万维网的拓扑结构，将网络世界分隔开。
        社区是人类社会的基本构件，而互联网的一个附加效应就是，使用网络的人们的信仰和从属关系都公开化了。而识别和判断这种基于网络的社区具有巨大的潜在用途。
        作者借用了劳伦斯·莱斯格在《代码》一书中提出的概念，指出代码或软件是构建电脑空间的砖块和水泥，架构则是我们使用代码建成的东西。万维网的架构是两个重要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代码和人类的集体行为作用于代码的结果。代码可以由法庭、政府、公司等管理，而人类的集体行为，却不是个别用户或机构所能控制的，它是自组织的。而万维网的大部分真正重要的功能和属性，都来自于大规模自组织拓扑结构。比如维基百科，DIGG，Youtube等等，都是成千上万的普通网络用户自发贡献内容，自发组织起来的UGC。
        “架构代表了一种高于代码的组织级别，你能否找到我的网页，只受一个因素的影响：它在网络上的位置。”[ [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版，P202]如果一个网页受人欢迎，那么人们会添加指向这个网页的链接，逐渐地这个网页便会变成一个中心节点，从而受到搜索引擎的注意，反之这个网页就会加入被湮没无名的网页大军中（这是大部分网页的命运，成为信息孤岛）。因而互联网的架构进一步加强了对人们行为和可见度的限制，力量远远超过政府和商业的力量。
        “对于正接近我们的太阳系的外星人来说，地球看上去只不过是个圆球。当他们越来越近，就会发现地球上还有大陆。渐渐就会看到巴黎、纽约、伦敦、东京等大都市发出的明亮的灯光，这给出了智能生命存在的线索。更近一些，就可辨别出小小的社区，以及公路网络。不过，外星人需要靠得特别近才能看见这些大尺度的秩序的创造者——人类。我们对于万维网的探索也是遵循同样的路线。首先，我们发现了不均衡的大尺度拓扑结构，并且了解到，这和大多数星球呈球形一样不可避免。更靠近一些，我们注意到会有4个大陆，每个大陆遵循不同的规则。往更细的地方观察，我们会发现社区，即由同样的兴趣集合起来的网页。这种深入未知领域的探险改变了我们对万维网的理解。”[ [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版，P205]
        网络经济
        这一章则是用网络思维重新理解这个时代的经济。这不仅让我想到了曼纽尔·卡斯特的《网络社会的崛起》，同样也是用网络的框架来理解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体运作方式。如果将全球经济视作一个复杂网络的话，那么网络的节点就是公司，链接则是各种经济和金融纽带。在网络化经济，中心节点必须随网络的增长而增长。为满足对链接的需求，商业网络上的节点就吞掉较小的节点，即所谓的并购，这是其他网络中未曾见过的新方式。
        在所有20世纪产业背后的网络都有相同的结构，即树形结构。这是在大规模工业化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产业结构，其中树根是CEO，枝杈是不断专业化、相互不重叠的部门经理和员工。在公司网络的信息传递过程中，必须进行仔细的过滤和筛选，否则抵达最上层的信息就会容易出现过载的现象。随公司扩张，最上层信息不可避免出现爆炸式增长。整合带来难以预料的组织僵化。
        于是乎，新的组织网络呼之欲出。这便是卡斯特在《网络社会的崛起》里所论述的新型组织模式的诞生——“丰田主义”和网络企业。
        前者代表的是一套崭新的公司管理方法，比如供料的“看板”系统；生产过程中的“全面质量管理”；让工人参与生产过程，通过团队合作、分权式的主动提案、工作现场的更大决策自主性、团队表现的奖赏以及平行化的管理层级，在公司日常生活中减少等级化象征。这个模型的运作有赖于消除生产和流通过程中的重大停滞，即所谓的“五零”预设：组件零瑕疵、机器零故障、零存货、零延误、零文书工作。“丰田主义”是一套设计降低不确定性而非增强适应力的系统。弹性在于过程，而非产品。它重新调整了组织生产过程的原则，在维持产品特色接近商业规划的同时，以人性化的倡议和反馈能力避免（时间、工作和资源）浪费。它排除专业劳工的专业性，让他们转变为具有多重功能的专家，让工人充分参与创新过程，让经验通过工人之间的沟通来传递，极大化了工人对公司创新的贡献可能性。而后者则包括了公司间的网络化、公司策略联盟、水平公司和全球企业网络。以大企业为核心形成的转包网络、中小企业构成的水平整合网络。大企业之间的策略联盟的网状结构是不同的现象，这些不同趋势之间彼此互动相互影响，导致了垂直的科层体制的土崩瓦解。经济组织的结构从适合大规模生产的静态、优化的树形结构转变为了动态的、演变的网络结构。

        作为本文的结语，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要选择用网络的框架来理解我们生活其中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答案很明确，充分理解复杂性。
        正是因为现实世界的丰富和人类手段的有限，我们必须以尽可能接近真实的方式去描绘社会，“我们必须跨越结构和拓扑。网络只是复杂性的骨架，是使我们的世界运转的公路系统。要想描写这个社会，我们必须弄清楚社会网络的链接的相互动态作用。”[ [美]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链接：网络新科学》，徐彬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7年版，P258]
        从简化论科学走向复杂性科学，正是人们在这条道路不断前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