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喜欢乔治桑,打心眼里反感。但很长时间我都不明白这种厌恶出自哪里:她和巴尔扎克的芥蒂,和缪塞的调情,和肖邦的分离,和福楼拜的友谊。一切,都让我感到恶心。
巴黎,1830年前后的巴黎,拥有豪华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天才大军,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缪塞、李斯特、肖邦、德拉克洛瓦、福楼拜....一旦开始列举,我就试图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副《雅典学院》似的作品,但每想到,这幅画的背景是乔治桑的沙龙,这幅画的中心必然要为乔治桑所占据,我便感到绝望和崩溃。
巴尔扎克以乔治桑为原型创作了德图西小姐,这个人物,绝对是人间喜剧里最聪慧最独立最骄傲的形象,不单是和女性相比,就是毕安训、阿泰姿、吕西安在她面前都仿佛是初出茅庐的顽童。《两个新嫁娘》的题献中写道“亲爱的乔治,此书不能为您增添丝毫光彩,倒是您的大名将神奇的为拙作增光”。巴尔扎克,这个有雄狮一般相貌和野心的男人,在莫泊桑面前也谦逊的收起了爪子,以一种上流社会的礼节和言辞采取了避让。
如果说巴尔扎克是一只逃开的狮子,那缪塞绝对是一只被俘的百灵。这个世纪儿虽然学全拜伦的衣着和情诗,且靠一种天才式的早熟在巴黎的风月场中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但还是一头撞死在乔治桑的男式马裤下。这段感情很快结束,虽然后世都认为这段孽缘是登徒子缪塞造衅开端,但乔治桑对天才的吸引和渴望却越发膨胀。
肖邦,这才是乔治桑最大收获,一只飞能搏击苍穹,呼能转瞬及至的猎鹰。这个一辈子为革命和爱情而活的音乐天才,他的夜曲全部献给了乔治桑,他把自己短暂人生中的最美好的时光和才情都奉献给了这个女人,乔治桑日后说过“肖邦是上帝为她创造的”。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李斯特的公寓里,肖邦并不喜欢男性化的乔治桑,而乔治桑却敏锐的发现了肖邦身上流露出的才情。接着就是娴熟的取悦和捕捉,一位知心大姐对流浪他国的苦情小受的爱抚和安慰,反正乔治桑成功的抓到了肖邦,几年后又因为自己习以为常的强势和控制欲逼跑了肖邦。
八卦了很久,我也渐渐理清了一点思路,这个女人渴望美丽的爱情和与爱情相称的才情碰撞,在那个天才满街跑的华丽时代,这个女人简直就是一个大漩涡,把一干同样孤独寂寞的男大师全吸引了过去。一个时代最耀眼的沙龙女皇,我无法定义这是个褒义还是贬义。
然而,换个角度再看,却总觉得又格外凄苦,一个如此有才华的人,生活在群雄并起大师林立的盛世,居然也是那样的孤独和寂寞。即使乔治桑有缪塞诗歌唱和,福楼拜书信往来,肖邦小夜曲伴奏,这华丽的阵容,后世渴求而不可得的精神共鸣,但她还是没得到最基本的爱情;纵使沙龙精英云集,才俊层出不穷,天下趣事妙语哲思皆汇集在自,但她还是没能寻得一个在此和她相伴终身的男人。
虽然她在《康素爱萝》里不懈余力的歌颂一个终身独立流浪的波西米亚女子,但傻子也不会把这本小说当女权主义运动读本,反而总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一些“知我心者谓我何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的黍离之悲。这只是她的一种理想,而且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理想。
她的知识、才情和智慧都被“女性”的外壳所束缚,她无法和男人一样站到自由民主的先锋中去,她必须先追求女性解放,强调婚姻经济自主,然而别说是当时,就是今天,她所提出的思想都未必能真正普及开来。巴尔扎克就明确的告诉她,女性过分追求爱情自由和经济独立,恰好是家庭破裂的导火索,上流社会道德腐化的催化剂。
乔治桑生活年代过后一百年,中国出了个林徽因,我不想再在徐志摩、梁思成、金岳霖等人身上浪费口水。只想说,林徽因和乔治桑一样,是慧绝天下的女子,也正因是女子,她才只屈就了一个“才女”的称号。相比乔治桑一生的感情浮沉,林徽因更低调更东方,选择一个最适合自己的男人,安心的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梁思成林徽因家的沙龙纵然没乔治桑的那么招摇,却里面也汇聚了整个新中国的骄傲。
杨绛写过,钱锺书常年在房头备一长竹竿,自家的猫一旦和隔壁林徽因家的猫开战,无论昼夜,都要冲出去摇杆助阵。全然不顾自己写的“打猫要看主妇面”。很多人说《猫》里映射的是林徽因,说什么钱锺书瞧不起林徽因,我觉得不对,钱锺书那么嚣张的人,让胡乔木吃闭门羹,说郭沫若瞎编乱造,在林徽因面前却只是个拎杆斗猫的顽童。那是一种同类相知的默契,一种卸去防备的轻松。聪明如钱锺书,当然知道在谁面前可以玩赤子之心,在谁面前应该有读书人的傲骨。
“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这是鱼玄机的一句诗,作为才女,她的一生更凄凉。女子无才便是德,可怜不幸有才,女子又该何去何从,这是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