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视晚清上海租界交际花

平视晚清上海租界交际花
——读叶凯蒂的《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与娱乐文化（1850-1910）》

■禾刀

近代上海，是中国率先踏入西方文明的主要城市之一。一提起推动社会的开放与发展进步，许多人言必谈那些名人志士。美国波士顿大学现代语言与比较文学系教授叶凯蒂（Catherine Yeh）独辟蹊径，从中华传统道德最不屑的群体——妓女入手。本书中，叶凯蒂以妓女为中心，分析了许多不不的历史文献，包括戏装和家具等物质文化资料，以及插图、照片、地图等视觉文化资料，并借此洞窥那个时代的文人与娱乐文化等社会背景，至而深入展现了民国革命前夜的世态变迁。

存在即合理。晚清上海娱乐产业的高度发达，这与时代密不可分。在此之前，苏州才算得是真正的娱乐中心，但随着横扫华中的太平天国大军步步进逼，妓女们纷纷逃到上海租界，“他们搬到上海去因为它是中国的‘西方’”。作为外国的一块“飞地”，租界更关注外国人的经济利益，所以对于妓女这类群体，至少不会像大清其它地方那样，假以种种名义，动辄高举道义之棒严厉打击。

妓女们首先为上海租界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1876年，包括妓馆在内的执照费收入居然达到2万两，占整个工部局总收入的三分之一。马相伯（1840—1939）是上海当时最著名的学者之一，据他记载，香港汇丰银行1865年成立的时候，存款人主要是常做外国人生意的广东名妓。

妓女促进租界经济发展，可能不为人所屑，但这又是不能抹杀的历史事实。在追求奢侈浮华妓女群体的带动下，先是广东妓女带来的全套红木家具落户上海，再接着是妓女们往往成为国内用户中对西洋先进新潮产品的先试者。妓女对时尚的痴迷，同时为了提高内涵与身价，对文化（戏曲）也表现出相当地热爱，有姿色有文化内涵，这几乎成了那个时代上海人的生活风向标。

而在妓女、文人和娱乐产业这一“场域”中，妓女始终处于整个消费链条的中心焦点位置。对大清政改逐渐失去信心的文人，转而把精力与才气倾洒在妓女身上。他们通过挖掘、放大妓女生活和个人的感情，最终把妓女们身上的点点滴滴，转化为供社会消费的口水式产品。放在今天讲就是消费娱乐。但那个时代的娱乐与今天显然有着不同，虽然均会关注一些口水化话题，但对于开启女性群体社会地位，拓展国民对西方国家发展信息和产品的认知，无意中扮演了发动机的角色。许多人正是从这些不起眼的小报上，通过对“四大金刚”的关注，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个人的认识与观点。妓女们追求时尚展现出的魅力，甚至激起一些大户人家夫人小姐的兴趣，这对于尚未开启民智、对海外缺乏更多了解的内地许多地方而言，简直不可思议。

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跳出了公众对妓女群体道德化的蔑视，而取之以一种平视的视角，努力抵近妓女群体的日常生活。事实上，近代文学作品中为妓女“正名”的作品不乏其数，国外的经典作品有小仲马的《茶花女》，描写国内的则有严歌苓前几年推出的《金陵十三钗》。前者偏重于情色书写，而后者则上升到政治和民族的更高角度。无论是哪种书写，都展示了妓女人性的另一面，这一面又往往是我们传统道德“场域”中无法接受的。

通过叶凯蒂的研究发现，晚海上海租界的妓女生活并不是个个都天花乱坠，妓女们的“市场寿命”极短，而真正能够出类拔萃，成为娱乐焦点受到社会追捧的乃凤毛粼角，更多人只能努力抓住短暂的青春岁月，为自己挣得更多的积累。她们也并非真就没有爱，只会沉迷于眼前的纸醉金迷，至少她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对自己的未来有着较为清醒的认识。虽然她们表面上穷奢极欲，但又渴望通过这样努力地展示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至而趁自己年轻貌美之时，找一个称心如意更多是具备相当经济实力的依靠，像杜十娘那样不惜携雄厚家底“下嫁”者鲜有听闻。她们中确有成功者，事实上最终成功的概率极低。这也表明，虽然她们看似风光，但绝大多数人很难摆脱悲剧的宿命。

特殊的时代有着特殊的意义。在上海租界特殊环境下，妓女产业的走旺，不仅带动了娱乐产业，还在不知不觉中促进了上海社会的发展，当然这一结果绝非她们的主观臆愿。无意过度拨高晚清上海租界妓女群体的形象，叶凯蒂的研究之意，也并非站在道德角度为妓女们翻案。

不先入为主地以道德“干净人”自居，不夹杂主观色彩地平视，这就是发现价值的开始，也是破解社会现象的启蒙，毫无疑问，叶凯蒂努力展现出一种力避世俗灰尘沾染的学术态度，而这，恰恰是我们所处社会的最为稀缺之物。


标题: 上海•爱：名妓、知识分子与娱乐文化（1850-1910）
作者: 叶凯蒂
译者: 杨可
出版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年: 2012-11
定价: 4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