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啥可说，就不必说

故事是好故事。我最喜欢刘庆生带杨芬芳到上海玩的那一段，好吃好玩好看的如何花了一个乡下妹子的眼，让她半推半就跟了自己不爱的军官。而和性、和“爱情”有关的段落就实在是雷，传统的中国人，很明白物质是什么、日子是什么，但性和爱情，在日常生活叙事里并不直接讲，一定要赤裸裸地讲，就连自己也不知道讲的是什么。老一辈因为从没把这些东西正面认识过（中国传统里这些东西在可供言说的世情之外），模仿流入的西方的观念抒情，卡在整篇泥土气十足的文字中间，难免不伦不类。

中国老一辈作家的通病，非想对自己不理解的现实说出点什么来。本没有感情，非要抒发，本没有想法，非要评价。写一段经历，觉得只有事情细节，什么都没说出来，只好结尾硬喊两句。为什么不承认自己没话可说呢，没话可说不也是一种真实吗？

如“巫丽雪”这个人物，早春季节，她精神病发作，对看管犯人的李指导员破口大骂，被吊打重伤昏迷后醒来，不记得自己说过的话，迷茫地问：“我骂人了？我怎么一点也不记得了？”本来叙述到此，可以结束了，但作者却硬要说些什么，于是续道：

“一个人，前一分钟像爆竹筒的安静，后一分钟是火花四溅的炸裂，有谁相信？”

结果，整件事情的意义被堵在这里，变成了表面的好奇。

看那个年代人的文字，常有这种感觉。现代的中国人不似西方，也不似古人，说的话常常没有任何背景，单从局部小事件中提取看法，廉价的“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式的总结，说得越多越是糊涂，越是支离破碎。或许还有更深的原因，那就是比起叙述事情，更想对事情有所看法，像写作文交作业，一定要卒章显志。真的没有必要，因为有时候说出来的，远比能总结出来的要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