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分类》与《礼物论》中存在的不严谨

在谈到涂尔干的社会科学方法时，雷蒙•阿隆指出，他在三部主要著作中的顺序都是一致的：定义研究对象；批驳以往的解释；得出真正社会学的解释。接着，他开始批评涂尔干陷入了概念论的形而上学之中，以及涂尔干社会形态学的种属分类。
涂尔干自己的《社会分工轮》、《自杀论》和《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有着相似的研究结构——他们的相似性体现了涂尔干的概念论倾向；《原始分类》和《礼物论》也体现出结构上的惊人相似。
在《原始分类》中，各个文明的排列顺序是：澳洲人——印第安人——中国人。这这个分类法则中，非常明显地能看到涂尔干社会形态学的影响——把人类各个社会排列为一个简单到复杂的进化体系，并且认为后者包含前者种种要素。
在《礼物论》中，顺序是：太平洋诸群岛、西北美洲印第安人——古罗马、古印度、古日耳曼、凯尔特和中国。在《礼物论》中谈到古代罗马、印度、日耳曼和中国的时候，莫斯使用的统称是“古代”，包括“古代法律”和“古代经济”；而在谈及波利尼西亚等“原始人”时，他使用的是“呈献体系”。整理一下莫斯的观点，我觉得他的分类方式可以这样概括：原始人（行为体系）——古代文明（习惯法）——近代文明（理性法）。
涂尔干本人承认：简单社会是研究复杂社会的必要手段，因为后者的复杂性使给观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因此通过研究比它“低级”的社会能更容易发现“高级社会”的构成要素和逻辑。如果相信按照这个出发点来研究，对同一问题的回答应当在高级社会上花费更大精力和篇幅；在对“低级”的社会进行探索性的发掘之后，应当对高等级的社会进行更深入的剖析。
奇怪的是，在这两本著作中作者并没有这样做。在《原始分类》中，澳洲人和美洲人分别用了约五分之二的篇幅，而对中国的研究只有短短几页，接下来，作者就自我感觉良好地下结论了。在《礼物论》中，对原始人的研究占据了全书的一半，古代社会三分之一。在这本书的结论中，作者说他写作的目的是强调被交换物品的情感价值，并批评近代西方工业化社会把物和情感割裂的情况。但对西方社会具体情况的论述只是在这不足六分之一的篇幅中客串性式地举例提到一些。
如此这般，莫斯和涂尔干也许会让人们觉得他们是这样想的：“既然我已经很肯定简单社会的许多形式已经包含在复杂社会之中了，那么把这些形式从简单社会中发现出来就足够了；至于复杂社会中的情况，我只要粗略的告诉你们这些形式在哪些方面体现就可以了。”显然，这种态度和涂尔干最初的出发点想去甚远。
在《基督教的兴起》一书中，作者批评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有循环论证的嫌疑——先亮出自己想要说明的观点：宗教是社会驱使其成员崇拜自己的工具；而在之后的具体论证中却又不时使用该观点解释宗教是怎么发挥作用的。同样，在《原始分类》和《礼物论》中，作者也同样有循环论证的嫌疑——研究的目的是要通过简单社会来反观复杂社会；在研究的过程中却不屑于对复杂社会进行耐心的剖析；得出结论时既仓促又武断。
诚然，涂尔干、莫斯治学的勤勉和研究出发点的高尚一直是我们这个学科的指路明灯。但他们在自己的这两项人类学研究中却处处体现出不严谨。在《原始分类》中论述中国时，他们把占卜作为中国的分类方式，虽然巧妙，但显然不全面；在《礼物论》中谈到“中国的法律”时，莫斯仅仅用了三百字、一个道听途说的故事来说明他的结论！
在《原始分类》英译本导言中，罗德尼•尼达姆这样写道：“涂尔干和莫斯在方法上最为严重的失误，或许要算是他们没有考虑到种种相伴出现的分类形式，也没有对其论题加以检验。换句话说，他们没有专诚去寻找具有同样的组织而分类相似的社会。不仅如此，当他们自己的证据已经呈现出这种情况时，他们也没有认识到这会给他们的结论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与埃文斯•普里查德所指出的年鉴学派普遍具有的毛病不同，他们不是简单地忽略了否定性的例子，而是在确认这些例子的时候，试图通过解释把它们化解掉。”
很显然，涂尔干和莫斯的问题很早就被人们关注到了。我揣测，涂尔干和莫斯的不足也许是他们受到欧陆理念论哲学的影响太深。例如：连发现者本人都谦虚地承认仅仅是“假说”的进化论，在他们看来却成了一切研究的出发点。这也恰好解释了为什么是英国人类学家指出了他们的不足——经验主义者的敏锐。
涂尔干和莫斯试图通过对其他文明的研究来反思自身，到头来还是没有跳出自己文化思维方式的局限。这恰好印证了莫斯那句被反复引用的名言：“在理性的苍穹下，曾经有过、现在还有各种或僵死的、或惨白的、或幽暗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