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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家庭中，“父亲”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称呼用语，因为每个身为人父的人都要承担着教育子女的责任。美国的埃里希·弗罗姆曾在他的《爱的艺术》一书中谈到“父亲是教育孩子，向孩子指出通往世界之路的人。”而对国人来说“养不教，父之过”也早已成为了经典的结论，由此可见，对“父亲”要求，无论是中外都有着类似的认识。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都有着众多的脍炙人口的教育故事和教育篇章，而在这些故事和篇章中，《给即将上大学的孩子们的信》无疑占据了一个显要的位置。
这本书的作者C.F. 施文是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教育工作者，多年从事教育的亲身经验，使他有着对教育行为的深切感悟以及对自己儿女的高度期待，而正是基于上述原因，他在自己的儿女即将进入大学时，通过自己手中的笔向儿女们提出具体的指导和衷心的期望。他希望自己的儿女，能成为思考者，能成为真正的有教养的绅士淑女，能够“深刻地、真诚地、勇敢地、高尚地、全面地生活”，在他看来，锻炼思维，学会正确分析和选择，常怀谦逊之心，知道感恩，要有羞耻心，时刻注意“保持理性、清醒、健康、自然、有益”的态度才是人生成长的重要内容。这些教讳，无疑是历久弥新的宝贵财富。
除此之外，作者还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指出了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很多容易出现的误区，例如“将有效的知识和作为知识点的知识二者混为一谈”“无法区分作为知识的知识，和通过向个人教养的知识”“将学术道德和人性道德判然二分”，再如“较少地追寻知识，而较多地追寻知识的意义”“要活出自己最精彩的一面”等等，这些睿智的话语，无疑正如本书的翻译者所说的让人有一种“拨云见日”感觉。而之所以有这样的感觉，其实是因为我们目前的教育过程中存在着极大的疏漏之处。
我们现行的教育体制，过于注重知识的获得、政治的教化和规范的养成，而忽略对学生人生的呵护和指引。学生一天到晚忙于从事各种知识性学习，疲于应付各种考试和作业，在这种状态下，不要说长远的人生规划，甚至很多学生都没有一个明确的学习目标。在这种充满对抗、竞争和臃肿不堪的教育体制之下，很多人浑浑噩噩地混入了大学，然后再茫然无措地走入社会。对于这样的大学生来说，这本书无疑可以起到“清醒剂”的作用。
然而，需要这本书的其实并不只是上面那些可怜的大学生。
这本书的内容成于一百年前——虽然封面上印着“美国版《傅雷家书》”的字样，但其实这书的内容要比《傅雷家书》早一些——然而如果我们把时间倒退一百年，那么这本书中的内容是不是依然会引起我们的瞩目呢？下面我试着用一些中国古已有之的语句（括号中的内容)来与作者的说法进行一下比较：
不要盲目地只是为了呼朋唤友而交朋友。这样的伙伴关系，其实是一种社会性的伪朋友关系，只是谎言罢了。（君子之交淡如水）
对每一件事物都持有自己判断的人，其实他就没有权利力对任何事物下判断。（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他们（成功者）并不会有意让别人看到他们在做自己应该做的。他们只是安分守己地完成自己受召唤之事。（义之所在，在所不辞）
慈爱是体谅的大力施行；它是对没有资质享有此种恩惠或良善的人施以恩惠或报以良善。（君子爱人以德）
培养自己的友爱互助之心。当然，也要能够独自担当。（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
在你的独立和对抗中，记住始终要保持得体。尽己所能以认同他人，要强调共同之处，而不是差异之处。（君子和而不同）
好人不是假正经，不是势利眼，不是无赖，不是蠢材；他未必是天才，也可能是天才。……对我而言，能够解释好人的词汇就是“恕”。（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看到这里，我们会发现，作者所说的一些内容，对于一百年前受过中国传统思想教育的人来说，可能并不会有多少吸引力，因为即便是连以逼宫而出名的冯玉祥在给自己女婿的信中，也说到“时时替别人想想，事事代他人打算打算，那便是恕人的学问。”“忠于国家，孝于父母，友于兄弟，信于朋友，节约自己，帮助他人”的信条，更不用说中国自古以来的各类“诫子书”“教子书”“家训”之类的著作了。基于此，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个大胆的假设的话，那就是这本书如果是在百年前引介到国内的话，它受关注的程度会远逊于今日——因为现在的我们已经丧失了对家庭教育的正确认识。
且不说，那些身为普通人的父亲对儿女疏于教育的情况，单举几个我知道的文化水平较高的父亲的行为来看一下：
有一位教授悉心规划了女儿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学，从选择专业到职业倾向的每一步，甚至乐观地规划好了女儿未来的人生道路。
一位作家因忙于创作，差一点把自己的儿子逼上绝路，幸而最后用满怀亲情的交流遏止了儿子滑向深渊的走向。
一位编辑从自己的角度出发，不是教女儿“从老师最优秀的角度来学习他们，尽量忽视他们的弱点和无价值的部分”来进行学习，而是著书立说以教女儿如何和老师对抗为荣。
还有一位教授，在儿子上大学后，把自己为儿子代笔的数篇作文和儿子的作文一起编著出版，以彰显语文教师的不合格。
在这里，我无意也无力对上述父亲的行为提出批评，毕竟“可怜天下父母心”，然而，身为处于较高端的知识分子的教育行为尚且如此，足以折射出当今社会在教育认识方面的薄弱了。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本“恰逢其会”的书有着非凡的价值和意义。
当我们看到“大学生们的问题不在于从无从知晓如何从坏中挑出好的来，而在于不知道如何从好的里面找出更好的，以及从更好的里面找出最好的。”这句话时，无论是已经为人父母的我们，还是终将为人父母的我们，都不妨扪心自问一下：我们知晓如何从更好的里面找出最好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