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的逻辑及不同意见

我想甘阳的《通三统》是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或者说甘阳的文章是起源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即在全球化的时代，我们何以为中国人？我们的身份认同、文化认同、根在哪？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从哪里找？我们现在走在一条什么路上，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之路又会往何处去？
而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应该研究清楚当前中国人的思想状况、生活方式受哪些影响；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或者脉络是哪样的。用甘阳的概念，就是传统，中国现存并在发挥巨大影响的有哪些传统。厘清了这些，或许可以明确中国的转型之路该往何处去，而中国人又该从哪里重拾文化自信，建立中国人的文化自觉。正如社会学家回答社会往哪里走时，首先会去分析社会阶层和结构，出身外国哲学背景的甘阳则选择了文化，他所谓的“传统”。
甘阳认为这些问题的答案要从我们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和历史中去寻找，因此要续接传统，而不能让传统中断。同时他强调当代中国主要存在孔夫子的儒家传统，毛泽东的革命传统，邓小平的市场传统，而这三种传统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都是在中国历史文明框架内的。它们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基础。他希望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
而许多人由于对当前“中国文化问题”的认知，对当代中国的理解都存在错误和偏差（“何谓‘中国文化问题’？”和“熟知不是真知”两节），因此需要重新认识中国。新的认识应该有一种全球的视角，比较的视野，着重突出强调中国文明的独特性（《重新认识中国》一节），比如其连续性，凝聚力，以及与其它古老文明相比，几乎完全独立于西方。而正是近千年独特的中华文明形态才构成了我们之所以是中国人的基础，也形成了中国人的文化认同。
甘阳重新认识的结果之一就是他从孔夫子——毛泽东——邓小平的脉络中勾勒出一个中国历史文明的未曾中断的连续的中国历史文明传统，即他所谓的“通三统”，并以此“传统”来奠定现代中国的基础。
为了论证这些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存在并在中国经济改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甘阳借鉴国外两个学者两本书（《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by谢淑丽Susan Shirk、《共产主义中国的意识形态和组织》by弗朗茨•舒曼）中的观点，将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归结为毛泽东不断打破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地方分权化”，动员群众，走所谓“延安道路”，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这一政治逻辑。那么孔夫子的传统在哪呢？他举出了华裔在改革开放后大量回国投资，促进了改革的成功，认为这与中国传统文明强调乡土意识、落叶归根有关系。而印度在外虽也有大规模印度裔，却无此现象。第40页甘阳写到：“中国传统文明本身就是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
由于重新认识到中国改革成功于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连续性，重新认识到中国传统历史文明对现代中国的奠基性，甘阳更坚定地认为应该挖掘中国历史文明，探讨其独特性，从中寻找中国转型的思想资源，寻找到中国人的根，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并以此建立文化自信。而“这种文化自信根本上来源于对中国文明的充分自信”。中国的历史文明传统并没有被“五四”等简单地否定，而是一直连续着，并发挥着积极作用，这本就证明了其巨大价值，能够担当起引导中国转型，实现中国人文化自觉的重任。
由于对中国历史文明传统的连续性、独特性的认识和某种强烈的中国文明危机意识，甘阳不赞同“中西融合论”，而是主张“中西距离论”，这种观点借由中篇即作者再一次美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提出来。主要原因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融合论”变质——从把西方东西融合进来到自己“被融合”——其背后已经没有“对于中国文明自主性的坚持”。甘主张中国的思想文化学术界应当“中西拉开距离，中西两端深入”，即拉长时间长度和历史视野抵消全球化的空间缩小以及当代性同质化，建立自己的学术共同体，恢复经典文本阅读，建立“成年人的文化”。而这些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对中国文明的文化自觉，实现文化主体性的建构。
为了建立起全球化时代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形成对中国文明的文化自觉，即文化主体性的构建，甘阳还致力于在中国大学中借鉴美国开展通识教育，以此愈合传统的断裂和经典教育的断裂，使“中国大学牢牢植根于中国文明最深处”。他认为美国也曾经在“最初经历了传统的断裂和经典教育的断裂”，但美国通过建立大学本科通识教育体制接续上了这个断裂，“自觉地植根于西方文明深处”。
以上我对甘阳的《通三统》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进行了介绍。但笔者不认同作者观点的地方很多：
作者认为孔夫子传统、毛泽东传统和邓小平传统是一个历史文明连续统。这很奇怪。毛泽东是一个什么传统？是地道的中国传统，是中国文明根基或者传统之一吗？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融合物，本身也是中外融合的产物，并不是中国文明的独特产物，而是中西文明接触的结果，更谈不上中国历史文明的根基之一。当然，如果把毛泽东看成是一个农民起义领袖，造反农民，他的确是中国历朝历代造反传统的产物，这种传统不要也罢。而邓小平的市场传统就更不是中国历史文明传统之一了，是外来的东西。中国历史传统中从来就没有发展起来一个市场传统的东西。但甘非要把它们绑架在一起成为一个历史文明连续统。
我尤其不赞同甘阳为了论证所谓的“通三统”，即孔夫子传统、毛泽东传统和邓小平传统构成的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而提出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源于毛泽东的“创造性破坏”和中国传统文明的乡土意识、儒家教化。
如果说毛泽东有所贡献，只能说把中国弄得一塌糊涂，乱到极点。说他没有建立苏联的相对稳定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不如说他什么都没建立，实质上整个是一个瘫痪和停滞状态。所以改革没有遭遇太多官僚体制、既有体制的惯性障碍；邓小平可以说是在一个烂摊子上改革的，基本有破罐子破摔的心理，任何的对旧有体制的变动都能带来进步，因为旧有的已经差到极致了。从最开始的整顿，到拨乱反正，再到市场化方向的渐进改革，方向是慢慢找到的。
甘的逻辑是这样：感谢毛泽东使中国瘫痪和停滞，因为否则中国就会建立苏联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那么接下来的改革就会遭遇巨大的既有体制的阻力，就不会成功。但按照经济学的机会成本的来考虑，这30年其实可以用来做出更好的成绩的。
还有关于中国经济改革和东欧以及苏联的比较，金雁有过很多研究文章可以一读。东欧的改革是否失败了？在甘阳那里似乎是失败了，至少没有中国成功。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实际上东欧很多改革是成功的，没有发生流血顺利过渡到市场体制，经济发展，尤其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人均GDP增长，如波兰。甘阳强调说要从中国角度、立足中国文明本身来思考，结果主要引用的两本书是老外观察中国的，观点也是人家的。作者缺少他自己从社会科学角度的研究和判断。
而且作者对经济改革成功与否的衡量标准缺乏一个“人”的标准，而是国家、民族至少。只看GDP、综合国力、国际地位，而不看改革中是否流血，改革前后个人的幸福指数，而这种幸福指数又关系到切实的生活水平、财富增长、政治权利、言论自由等等。如果从“人”的标准来衡量，很难说东欧一些国家的经济改革是不成功的。
甘阳说：“我们中国人有我们中国人自己的逻辑，比如中国的经济改革，可以用中国的文明传统的东西来解释。”但，中国文明传统的东西真的解释中国当前的状况吗？离开了理性、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我们解释得了当代中国吗？我同意书中朱苏力对甘阳的挑战：“我觉得我们需要尊重人文学科，尊重文史哲的传统和中国的传统文化，但要解释它，可能还是需要更多的社会科学。”传统的儒家东西基本是一套伦理教条，要解释现代的中国，还是要依靠科学的眼光。
甘阳对于中国人自己的东西、自己的逻辑等等所谓中国文明独特性的强调有其意义，只是在强调这种差异性、“中国人所以是中国人的”基础上，不能忽视中国人作为人，与全体人类有很多大致相同的诉求，即有所谓普适于人的价值。如果说中国的传统连人的最基本的诉求都不能满足，不要也罢，为什么一定要回到它呢。一切终究以每个人的个体福利为宗旨的，而非国家、集体、文明至上。个人不存，要文明干嘛？
但又会有人批评说，你又要说人权、民主、自由那一套是吧？那是西方话语，要去解构它，它不适合中国传统、中国国情。这是一个很荒谬的逻辑，如果人权、民主、自由是带有全人类普适性的东西，那么当然应该是改变传统、改造国情是适应普世价值，而不是排斥普世价值。事实上，对自由、民主、宪政可以有理解的偏差，但是总有共通的地方，应该有一些基本东西是大家都认同的，比如对生命权的重视、财产权的尊重、个人追求自己幸福的权利的保障等。
全书都在强调中国的独特文明，弥漫着一股文明至上主义。但文明是什么？似乎在作者那里是一种集体主义至上，他不是由每个个人构成的，而更多地是一些经典、文化形式、政治文化传统等。它并不以个人为中心，所以也并不去评价哪种文明状况下，人的生存状况的好坏。作者不认为文明应该以生活其中的个人为本位，而是觉得某种文明的存在和延续至高无上，超越于个体。似乎没有了人，文明也能存在，也有价值。的确也有价值，是历史价值，如玛雅文明，但支撑这个文明的人都死光了。
从甘阳的书中，我还感受到一种颇为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文明主义立场。中国历史文明历来是兼收并蓄的，是不断融合其他文明和文化的产物。然而，在新的西方文明或者说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他担心中国会被同化，完全西化，失去中国人所以为中国人的文化特质，所以他强调中国到现在都是一个独特的文明，其传统并未中断，而是从孔夫子到毛泽东到邓小平有一个历史连续统。而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应该回到中国历史文明的传统中去。表面上看这很有道理，但其实恰恰反映了对中国兼收并蓄的文明传统的最大不自信。
甘的文明至上或者说对中国历史文明传统的强调还遭遇另一个困境，即中国历史文明从来都不是铁板一块的。甘所强调的从孔夫子到邓小平的中国历史文明传统更多的只是汉族的历史文明传统，而并非国内56个民族的统一的传统。在大谈西方文明的强势和霸权以至中国人丧失文化自信，所以要续接传统并从中国历史文明传统中建构文化自觉的时候，甘并没有意识到他所谓的中国历史文明传统对国内其他少数民族也是一种文化霸权。那么，他们是不是也应该回归到他们的历史传统去呢，也从他们的民族传统中去建构文化自觉呢？我想甘是不愿意的，有分裂中国文明，分裂中国之嫌。
解决的方案似乎还是在宪政基础上，在法治原则下，在自由主义的框架下，实现选举和自治，各地各民族自由选择，把选择道路的权利交给他们自己。他们可选择发展自己的独特文化，延续自己的传统，并相互交融和创新，也可以选择快速融入现代社会或者汉族文明。这是一条可行的道路，加拿大魁北克在这种框架下不闹独立了，因为在联邦之下自治和独立出去差不多，他们同样拥有充分自由和权利选择其道路。
中国历史文明传统最大的传统不是孔夫子的传统，而是兼收并蓄，有容乃大的传统。要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勇于吸收其它各种文明的长处。离了这种态度，谈文化自信的建立都是虚的，越谈只能越说明其不自信。孔夫子只是其中之一并或许占据了主流，而且它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吸收融合，不断调整。
要有一种盛唐的气象和自信，让各种各样的文化都进来。盛唐有佛教，有儒、道，还有西域的各种文化，按现在的标准还有一堆老外把持着朝政。现在为什么不可以？让各种文化、各种文明都进来，自由竞争，取长补短，如果对中国历史文明传统真的自信，就应该相信它完全能够整合出一种新的适合中国本身的现代文明。
新的现代文明不是被培养和设计出来的，只要给予适当的自由空间，让各种影响都进来，让每个人自由创造、自由传播、自由选择，在这个“熔炉”里终究能够能够渐成一种新一点的文明，与当下、与传统、与西方都不同的文明。因为既然当下的人都深受这三种传统的影响，以及各种传统的影响，甚至深入骨髓，那么其影响自然而然就会渗透到每个人所从事的建设和表达上，而不必去担心某一种传统的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