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想

断想
　　
　　在我的私人阅读史中，出现过两个“高危时期”。一是在高三，由于某种原因我在放弃学业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种“阅读焦虑症”，买回的一大堆书每一本都是看完二三十页便再也没有耐心读下去，这是可怕的恶性循环，每一次的放弃都意味着下一次更轻易的失守，如此糟糕不堪的状态直到进入大学后才在痛苦的自我修复中恢复正常；另一次便是大一下半学期末在看完甘阳的一本小册子和几篇访谈后，整个思想往左转，对之前自己坚定的自由主义理念产生了强烈的怀疑，他行文中的霸气与自负以及“中华文明主体性”这样的高调无疑对一个有着历史意识但缺乏现实精神（或者说对历史与现实的感性体认）的年轻人有着巨大的蛊惑力，其实按理说，我本不应属此列，我使用自由@门的时候它还是3.0版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我犯了蔡老师曾经反思过的他年轻时也误中其毒的“文学青年综合症”，这种“文化亚健康”状态体现在沉湎于诗歌小说中，对窗外的风云变幻概不理睬，回忆这之前的一段时间，的确整个人扑在了西方文论和中国新文学的阅读上，那些本来很容易触动我敏感神经的时政新闻也被我以犬儒的心态化而了之，我越来越像一个中文系生产流水线上出来的二等合格品了，幸运的是，我在十字路口意识到了自己这种不正常的左转倾向，它并不是一种经过学理酝酿和思想互博之后郑重的转变，如何应对这由一大堆能指符号所生的非理性情绪？最好的干涉便是回到它的所指---现实语境中去，我首先浏览了一下乌贼之乡、毛腊@肉旗帜网上老左们的疯言疯语，很快便产生了从生理到心理的恶心厌恶情绪，之后 google了一篇一直想看的文章---工农兵学员高默波的激情之作“文革是中国的黄金十年”，同时配合阅读的是一张“文革时期被迫害致死的知识分子”名单，很快清楚了汪晖所谓“从另一个角度书写文革的历史，其文章有值得发表的地方，高默波不是要否定其它人的“文革”的叙述，只是希望大家了解一个文革的多面性”背后的司马昭之心，虽然比他更左更不高兴的黄纪苏也会假惺惺地说“我不满意极左的一方不签单总赖账的态度，但同时，我也不认同弥漫于一些中老年知识分子中的对于中国革命彻底否定的情绪”，但新左老左合流之后还是剑指“论证中国革命必然性与中@共@政权合法性”这一深得当局欢心的御用命题，在这种帮闲文人的“光环”之下，他们热衷于“三农”等现实问题的动机其实大可怀疑，这种“动机论”当然有失公允，但新左诸君在热议“三农”时总是夹带着诸如论述“毛在土改合作化人民公社中所具有的历史眼光”之类的私货这一行为实在令人不齿，中国城乡二元对立的局面是谁一手造成的？至此，我对甘阳“通三统”中的毛传统便有了清晰的质疑，毛传统与孔夫子传统的衔接本就在我心中是一个存疑之处，毛的山大王思维会比“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的乡建理论高明么？相比于毛传统，邓传统在我心中土崩瓦解的速度要快得多，我只重看了创造社的几个片段以及最近各类奇幻事件便找回了现实感，我所伫立的土地并不是一个适于后现代叙述的民主、宽容的公民社会，而更类似于略萨、阿斯图里亚斯笔下那块压抑、狂乱、摩登的魔幻大陆，我们的布尔乔亚可以和西方的同类一样为迈克尔•杰克逊忘乎所以，却不能、不敢或不屑像他们那样掀起一场场针对反人性的社会秩序规则的风暴。在这个维度上，甘阳与古德诺并无二致，毫无洞见。但古德诺早在1900年的代表作《政治与行政》中，就率先系统阐述了政治与行政分离理论，认为政治是表示国家意志的领域，行政是实现国家意志的方法和技术，行政不应受政治权宜措施及政党因素的影响，他对1915年民国国体的建议不过是一时权宜之计，当然，甘阳会对古德诺的理论嗤之以鼻，“这也太低俗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