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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逸士”是一位关心中医的前辈的笔名，本文和那些“抓游医”者的视角颇有不同，完全是为了中医事业的振兴，作者本人本不想发表，怕影响中医的发展，但本人认为，为了正本清源，使大家了解中医的真谛，广大读者有权知道他的想法，因此说服前辈发表
《刘太医系列丛书》书评
东南逸士 2009-3-6
本丛书（编者按：指《刘太医谈养生》、《病是自家生》、《是药三分毒》）的基本点是正确的，可以效法的，正确的养生观和治疗观理应发扬和传承。通俗的语言表达和叙述，让读者能明白事理和缘由，也很值得称道。加以现代医学和科学知识的合理运用，使现代人，特别是在西方文明中浸泡已久的知识群得以觉悟。可以预见，本书的流通，为中华原创医学的复兴将起到推波助澜之作用。
然而，书中某些论点失之偏颇。在作者看来，中医是分为“太医派”和“民间派”的。民间派的是垃圾，而太医派才是真正的“中医”，而太医派起源于明代，作者甚至十分露骨地宣称“太医派”实际上就是作者的先祖刘纯。潜台词就是：我才是“真正的中医”。其他则是“民间中医”，都是垃圾。作为现代中国的缩影，自我膨胀欲是一种新潮，本无可厚非，但是因此而打击一大片，甚至颠倒黑白，那就值得推敲了。
在作者笔下，“太医派”才是“真正的中医”，而这个起点是始于十五世纪的刘纯，那么十五世纪之前的中医就都是他心中所鄙视的“民间中医”了吗？扁鹊、华佗、张仲景、孙思邈是“太医”还是“民医”？包括刘纯的先祖、金元四大家之手的刘完素，是“民医”还是“太医”？但到他们也一无是处吗？难道中华原创医学的历史真是应该从刘纯算起的吗？
关于中药的“黑名单”，这是刘纯的功劳，意义重大。但是，中药是不是像作者所轻视的那样：杂货铺？有毒草药就一定不能入药？这在《黄帝内经》中就有结论：中医治病是“聚毒药以攻之”。请注意，这里不仅有“药”而且还有“毒”。《本草纲目》在所列的一千八百余种药材中就有四百多种标明其毒性：微毒、小毒或大毒。这说明李时珍并非不了解药材的毒性，或许你会认为李时珍是“民间中医”（本丛书就是这么评价李时珍的）。但是李时珍之前数千年的几乎所有本草专著，大多有各种药材毒性多寡的记载。因此刘纯当年所做与其说是中药“黑名单”，不如说是官医的“护官符”更恰当一些。
《红楼梦》第一回“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就出现了这么一张“护官符”。符中所列金陵四大家族贾、王、史、薛的权势和彼此勾结的渊源，告诫来金陵为官者切记此“符”，犯戒者轻则失乌纱，重则丢脑袋；刘纯之“黑名单”告诫后世“御医”们若想要保住乌纱和脑袋，就要远离这些毒药，千万记牢这张“护官符”。
综观明清两朝，御医们的平庸表现，恐怕这张“黑名单”是脱不了干系的。恰恰相反，这600年来中医学的发展，“民间”是无可争议的主流，李时珍、杨继洲、叶天士、吴鞠通、王清任等大家无一是“御医”，就是明证。
书中指太医用仲景方，其中有附子、细辛两味“急毒药”毒死朱棣宠妃一案，连刘纯当年亦称太医无过，然而处方太医却惨死刀下，这只能说永乐皇帝是个暴君，而不能指证就是按张仲景的处方毒死的。按，张仲景《伤寒》113个方中，共有26方使用“附子”，若加上其他“黑名单”榜上有名的毒药，那么接近半数的处方都应是被“开除”之列，如果真是这样，医圣张仲景的价值在哪里？应当指出的是，麻辛附汤和四逆汤至今仍然十分有效地被应用于救助那些适用证者。切忌，只有没有本事的医生，而无不可用之药（这包括所谓“急毒药”）（未完待续）。
Henovo按：“刘太医”近两年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争议，这些争议有的是因为社会大环境造成的，比如中医处于弱势地位，法律法规中对中医的不公平等；有的也可能是“刘太医”本人的言行造成的，本文对此不做评价，只是从中医学术角度进行探讨和争鸣。另温州名医潘德孚在《治病的常识》一书中指出：“古代社会中，中医一般是三类人：一是御医，战战兢兢看病开方。在这个位置上，稍有不到便会得杀头之罪。所以，大凡临床，都会喜欢用没风险的药方，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中医的智慧光芒被奴才的枷锁所约束，很难得到发挥。二是下三流占了大多数，走入游民社会的江湖郎中。江湖郎中实即游民，为谋生奔波于下层。历代造反，都有医生参加，很多都做了吴用一类的人物。游民、灾民的生活，一般都朝不保夕。三是历代中医的中坚分子。这些人只有极少数，如张仲景、孙思邈、李东垣、李时珍等。他们都是衣食无虞，看透官场本质，而以行医济世为志的人。一部中医的发展的历史，就是由他们来写成的。”潘大夫的文章，可作为本文的一个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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