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通货币的任督二脉

能够让我像追金庸武侠连载一样“上穷碧落下黄泉”追随几年的专栏作家，恐怕仅有周其仁一人而已。从妙手切脉中国医疗体制的医改系列，到打通货币任督二脉的汇率系列，再到剥皮见骨直曝二元病灶的城乡中国系列，几十篇专栏追下来，真如同看一部侦探小说——如何草蛇灰线、如何见微知著，如何顺藤摸瓜……痛快淋漓的程度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三个系列评论，写出了一些心得。第一，选题要集中，为读者广为关心；第二，作者要有持久探查的热情，至少为了满足自己的求知欲，有决心着手连续的调查；第三，内容可以分层次，容许细细道来，久说也不那么令读者生烦。这三者，缺一不可。”
常言道专栏都是转瞬即逝的“易碎品”，然而周先生以其一板一眼的态度使专栏成了一次公开的课题研究，如同众人拾柴的起点连载一样，随时收到读者递过来的“小纸条”，将千万人的集思广益内化于自己的写作之中，从而避免了闭门造车的学术陷阱。“狂生”张五常曾自诩文笔独步华人经济学界，汪洋恣睢，大气磅礴，但是我却更偏爱周其仁抽丝剥茧、娓娓道来的细密针脚功夫，文字明快晓畅而又不淡而寡味，“接地气”而又不像民粹派那样在泥地上打滚儿，可谓入得象牙尖塔，下得田间地头。在该敲打鞭挞处他也绝不心慈手软，几乎是平地起惊雷一般让人悚然惊觉，力透纸背，却因为层层叠叠的铺垫而并不让人觉得耸人听闻。
这本《货币的教训》正是“周氏风格”的典型代表。面对汇率这样一个千头万绪的“亚历山大结”，他如同对待医疗体制这只多头怪一样，只用一招就手起刀落，那就是价格形成机制。为什么无论中方美方都口水横飞各执一词而不去出价呢？“市场就是以出价竞争行为代替口水和政治辩论的制度。”为什么这一点在汇率市场失灵了呢？原因不言而喻，决定人民币汇率的并非市场机制，而是另有他因。
其一，中国外汇交易中心在中国仅此一家，全球其他地方别无分号，境外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汹涌澎湃，只是因为他们无法用美元买入人民币。其二，在外汇交易中心，有一个裁判与球员身兼二任的超级买家——中国人民银行，将中国出口创造的大部分外汇收入囊中，形成了年年水涨船高的数万亿外汇储备。虽然裁判下场踢球，但央行却老老实实地遵守着游戏规则：价高者得。央行之所以能打败天下无敌手，只是因为它的出价最高，若再追问一步凭什么——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央行“垄断”着货币创造，印钞机日夜飞转，借债能力近乎无穷——无需经过债权人同意，甚至不需债权人知道。这样从全体国民兜里掏钱在外汇市场一掷千金的“包场”行为，其余买家只好乖乖退散再无言语。
“财大气粗”的央行虽然可以狂砸重金以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然而这样做绝非没有代价。因为，按下了“汇率上升”的葫芦，却浮起了“通货膨胀”的瓢。这样一来，它不得不在“汇率稳定”和“币值稳定”量大政策目标之间疲于奔命：一方面“被动超发”将货币老虎越养越大，另一方面要扔出加息、准备金等手段使老虎乖乖地趴在笼子里，而非冲进社会激发通胀四处伤人。这种左右互搏的功夫随时都有走火入魔、玩不下去的危险。
央行为什么要让自己陷入这样的两难困境呢？因为吸收外汇的“障眼法”恰恰为其创造天量基础货币，从而转化为政府信贷创造了条件。央行创造出来的货币，大部分都流入了基建、高铁等政府项目，也为土地融资源源不断地输送了血液。通货膨胀的大水漫漶而过，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政府、官商成了受益者，而大多数普通民众则沦为鱼鳖。
在远兜远转地一番追踪之后，汇率问题就和内政问题挂上了钩，正如周其仁指出的“它涉及的是一部分中国人民与另外一部分中国人民之间的经济利害关系”。央行以“溢价”购买出口商手中的外汇，造成的通货膨胀却落到每一位民众的头上，等于全体国民都被迫成了补贴出口商和外国消费者的“活雷锋”。
如何给普罗大众“解套”？答案很简单，那就是放弃汇率稳定的政策目标。汇率稳定的世界固然美好，然而在各国生产率变动不居的情况下无异于纸上乌托邦。
遥想美帝当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固若金汤，依然抵挡不了国际贸易起伏的风吹浪打，最终土崩瓦解。美元从此飘摇无依，汇率跌跌不休，直到美联储主席力挽狂澜地筑起一面抵御混乱的大墙，将美联储打造为凌驾于政治争论之上的美元之锚。而亚洲金融危机之所以横扫一大片，就是因为亚洲国家都学曹操的“铁索连船”将货币绑定在美元之上，美国经济的动荡如同烈火一样将它们烧了个遍。
看官可能会问：任由人民币汇率扶摇直上，那么出口怎么办？周其仁的回答很简单：要保汇率也可以，但是政府入市购汇，必须受其预算收入的硬约束，用真金白银，而不能靠央行的基础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