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与大师书摘

共产主义 法西斯主义

古典共和主义和基督教苦行主义的根深蒂固的传统观点却不以为然。

认为物质上的获得是以道德上的损失为代价的。

市场经济如何影响家庭是资本主义分析家长期关注的另一焦点。

当那些应该投身于公共美德的人自己选择或者被环境所迫去追求个人物质利益的时候，腐败就会产生。腐败削弱了公民对共同利益的认同感，导致政治机构的腐败。

曼德维尔坚持说，如果不满足人们骄傲和奢侈的需求，商业和创新就会中断。

关于拥有不同信仰的人们如何和谐生活在一起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他。

对于伏尔泰来说，似乎正是宗教派别的多样性促进了英国的宗教宽容。

当宗教差异成为情感宣泄的首要对象时，其结果往往是那些被视为异教徒的人受到强烈迫害。

在文章的一开始，伏尔泰就亲切地将英国皇家交易所这个被公众藐视的存在与处于最高社会等级且受人尊敬的法院做了对比。

大自然的本质绝不是伊甸乐园。

虽然伏尔泰强烈抵触基督教，但在他身上还保留着几个基督教传统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对商业的追求和对犹太人的侮辱联系起来。

他写作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编写一本专注于分析利己主义驱动的市场运作过程的书，从而影响政治家们并激发他们追求社会整体的共同利益。

最主要的目的不在于压制或是削弱自爱，而是去给它一个方向，使得它在自我发展的同时亦可促进公共利益。

那些曾被看作“奢侈品”的商品变成了“舒适品”，那些曾经被认为是“舒适品”的则成了“必需品”，而且人们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必需品”的定义有了改变。

在斯密一系列系统的解释说明中，首要原理是人类独特拥有的、通过货物交换来追求个人利益的倾向；第二原理则是劳动分工。

斯密发现许多刻意的行为往往带来不同于预期的结果，有时朝积极方向发展，有时则不然；有时从社会层面看是有利的，但对于行为者却是不利的。

重商体系 零和游戏

垄断行为对于本土以及殖民地地区都是有害的。

斯密认为，这一内在“非片面的旁观者”使得人们能够做出正义的行为（在非片面的理性指引下），甚至是善行。

伯克鄙视那些为保持文人纯洁性而拒绝踏入政界之人。

伯克自始至终都在警醒自己，不要成为一名理性主义社会批判文人，他认为这种文人在认识论上自命不凡，对社会有百害而无一利，最终只会走向“哲学的仙境”。

按伯克的分析，东印度公司是作为一种创造贡品的工具在运营，彻底抛弃了“商业机器的主要源泉，盈利和亏损的准则”。该公司垄断商品、限定价格、强征劳工进入纺织业，摧毁了印度的商人和手工业者。

庄严伟大的文明被一群放债人摧毁，他们受贪欲的驱动，而这种贪欲完全不受政治或文化的控制。

他声称，摧毁贵族统治权和教会制度影响力的经济基础，将使贪婪之欲和为满足一己之欢而剥削他人的意愿——“强夺”和“强暴”——不受约束。

据伯克所言，启蒙运动者不间断地抨击传承的信仰和制度，结果不仅削弱所有现存的政治权威，还撕掉了约束人类自身的文化面纱，使人类依其动物本能为所欲为。

尽管伯克的后一代中，有人发现伯克对贵族和教会实际行为的描述有些理想化，甚至令人难以置信（的确如此），但他们仍然同意需要制度来保存过去的文化，并为当下提供指导。指导包括提醒人们商业精神的有限性，以及将选择作为终极的危害性。

黑格尔耗时耗力地研究市场，并肯定市场存在的价值，这或许会让许多人大吃一惊，因为在他们看来，提及黑格尔，就意味着抽象的哲学和神化的国家。尽管他经常使用高深古怪的辞藻，但揭开这层辞藻的面纱，就会发现他对体系的研究颇深。

黑格尔坚信历史必须从哲学的角度进行阐释，同样哲学也只能从历史的角度来阐释。

国家干涉是修复这些市场缺陷的良剂。

书名中的“法”字，指的不只是民法，还包括道德、体系分析和世界历史。

同伯克一样，黑格尔担忧若只是目光短浅地关注自由主义，到头来可能会丢失体系和道德这两大前提条件；而若锱铢必较的利己主义思想占据了生活的各个领域，那么家庭和国家的利益就都会受到威胁。

普通人相信，若允许他们任意行动，他们便是自由之身；但正是在这样的任意性中，隐藏着他们并不自由的事实。

在商品社会中，人们欲望的增加速度快于满足其欲望的财产的增加速度，这导致人们的幸福感降低。

不同劳动塑造不同的人。

教育背景和个人见识决定了这些精英人物的领导能力；这对传统价值观无疑是一大挑战，因为传统价值观认为领导能力取决于高贵的出身和丰厚的财产。

每个人都是一个主体，有能力为自己做决定。

如果能正确理解现代社会体系，那么它还是值得肯定的，因为现代社会体系有自身的伦理维度。

我们身处的社会体系和道德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

第二天性是历史性发展的社会政治体系对自然自我的转化，个体接收到该体系传达的文化规范，并将其内化。

责任赋予我们自由，让我们不至于沦为生理需求的奴隶。

所有权在道德上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创造了个体性表现的无限可能。

市场尽管表面上看来处于无政府的混乱状态，事实上却是满足互相需求的系统。

他坚持认为，人类的大部分需要不是由自然决定，而是想象力的产物。

市场并不仅仅满足需求，同时也创造需求。

失业 赤贫

他认为，婚姻虽然始于契约角度，最终却超越了这个角度。

但是，如同许多政治辩论产生的词语一样，这一词语的衍生义已远远超过其原始本义，并最终被那些一开始因其有争议而拒绝它的人所接受。 按：这个词语指“资本主义”。

他仅仅是将传统基督教中对于赚钱的描述套用了新的词语，并且重新描述了古代人对于以钱生钱的食利行为的怀疑和反感。

货币根本上不具有生产力，唯有依靠辛勤谋生的劳动才能真正地创造财富，因此，不仅利息甚至利润本身都是不健康的。

他鲜有对保障共产主义社会运行的具体机制的阐述。

既有为了人类福祉而自我牺牲的理想，也有对与他同时代的庸人坚持斗争的那些孤独天才的狂热崇拜。

如斯密这样的启蒙运动思想家的主要策略就是，唤起人们对之前被诬蔑为“贪婪”和“骄傲”的精神品质所带来的潜在社会利益的注意，而如恩格斯这样的社会主义批评家则是将私利重新定义为贪婪。

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

按需分配，各尽其能。

对于马克思来讲，恰恰相反，这些中间的和特殊的身份阻碍了真正的幸福，因为幸福来源于清楚地认知到人类是同一种族且人类的利益是统一的。

劳动价值论坚信经济价值真正的唯一来源就是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商场上交换的商品）等同于用来生产它们的人类劳动的价值。

马克思则着重强调机器对人类身体和精神所造成的影响。

机器也是工人阶级的敌人。

《资本论》描绘了一副炽热的关于资本主义工业化代价的图画。但是这幅图画是不完整的，更像是刻意搜集并揭发丑事而非客观均衡的分析。

恩格斯在他最后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劳动价值论适用于资本主义以前的时代，但是并不适用于自15世纪开始的资本主义生产时代。

他认为机器相对成本随着经济发展而上升。 按：他指马克思。

由劳动价值论支撑起来的经济学体系，因为这一理论的缺陷而遭到削弱。

马克思认为宗教是大众的麻醉剂，转移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不满情绪；而阿诺德认为贸易才是麻醉剂，转移了资本家在宗教和精神发展上的精力。

他指出，渊博睿智的阅读能力主要不是来源于狭隘规范的阅读课程，而是更为广泛的培养教化。

阿诺德认为，功利实用的精神曾经在市场活动和工业生产中大显神通，创造了大量的物质财富，现在却成了追求更高层次和更高尚理想的障碍。

他们把工具的积累错当成人生的目标，把物质财富的增加错误地等同于精神财富的提升。

他们把自由贸易当作偶像来崇拜，仅仅当作目的本身，而不去问问自由贸易和个人幸福、国民福利是如何相互关联的。

但在牛津和剑桥，非职业教育也被认为具有非常实际的价值，因为它开阔了视野，培养了思维习惯，这样的学生更适合统治英国和它的整个帝国，而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以职业为导向培养出来的学生，对生活的认识狭隘，缺乏想象力，根本无法与牛津、剑桥的学生相提并论。

商品期货贸易

韦伯认为交易不仅不是资本主义的一块毒瘤，事实上它们从最根本上而言是有用的。

韦伯同样认为，算计和苦心经营常常使得人们忘记结果往往比整个追求过程更值得。

至于社会主义，就生产力和活力而言，它很有可能比不上资本主义。

他预言社会主义社会，工厂生活的纪律性只会有增无减，而官僚政治的大而无当会更加严重。马克思关于突破生产力分工的预言只是一种空想。

齐美尔则认为，个体的身份特征应同时由其所属的多元文化和社交群体所决定。

身处货币经济中的人们变得习惯于用数字方式进行思考。这种数字化计算的思维方式影响了越来越多的个人决定。生活变得愈加冷酷和工于心计，越发缺乏冲动和感情。

齐美尔提醒他的读者，货币使得个体间的合作成为可能，不然他们之间就没有什么关系。

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发展的文化活力能够诠释当时崛起的要求财产权、高等教育、职业平等和政治参与权的妇女运动。

中产阶级女性想要脱离家庭，工薪阶级女性则想要重返家庭。

文化领域的多元化使得形成和谐一致的“文化”概念失去意义。

那些只用远离束缚来定义自己的人们很容易成为某种幻想的受害者，即活力、安定以及目标可以从金钱或者商品中获得。

但资本主义无法为其提供集体目标感或某些价值超越感，这让他们感到忧心忡忡。

卢卡奇和巴拉兹就像伏尔泰所描述的伦敦交易所里的犹太人，背诵着希伯来语却不懂其中的含义。

卢卡奇却认为只存在隔离和疏远——一种松散的社会纽带，生产者同其产品之间的微弱联系，生命的技术理性化使得个体个性的表达空间越来越小，以及社区群体的消失。

卢卡奇不仅更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异化”的分析，还独创性地解释了为何工人阶级会违背马克思的预期，无法成功抵抗资本主义。

工人遭受了卢卡奇所称的“物化”过程，无法认识到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人类关系并非人们必须服从的永久必然的自然法则，而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人类可以根据自身意愿加以改变。

卢卡奇坚持认为，知识专业化和碎片化的过程本身就是资产阶级自我保护的一种形式。

共产党提供的事物资本主义永远无法满足：一个可以让一个人用整个生命为之奋斗的目标，而不仅仅是生命的一部分；一个值得认可的纪律源头；一个包罗万象的团体。

弗莱尔关于集体独特性的肯定基于这样的设定，即存在一种拥有相对同质文化传统的有特定范围的集体性，这种集体性可被视为人民。

他提出，当代德国人是许多种族的混合体；区域差异和宗教分歧仍然具有重要性；他强调外国对于德国文化发展的持续影响。 按：这里的他指沃尔特·格茨

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的每一个领域都以各自的形式呈现出来，每一领域都根据自身逻辑发展，从而丢失了它们与某个特定人群以及某种特定历史文化的联系。

国家之所以为国家，是因为它由战争构成，并不断由备战重组。

卢卡奇直到他生命的尽头仍坚信，“即使生活在最糟糕的社会主义也胜过生活在最美好的资本主义”。

人们对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不平等，而且这些贡献上的不平等，理所应当地体现在经济回报上。

熊彼特写道，马克思主义者强调社会阶级是正确的，但是他们关于阶级如何产生的理解是有缺陷的，他们低估了阶级之间流动的现实。

资本主义经济稳定，甚至会越来越稳定。它能通过合理利用人的脑力，创造出一种与其本身的基本条件、动机和社会机构相协调的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它可以进行有序的转变，尽管不是因为经济上的要求，或者很可能是以牺牲某些经济福利为条件。到时候，这种转变能不能被称作社会主义，就仅仅是一个审美和语言表达上的问题了。

他认为问题在于群众和政府对于商业精英的敌对态度使这些理应进行重大创新投资的人不愿意去投资了。

群众舆论

一方面，他为政治家偏好的行为提供了科学的支持依据；另一方面，他为经济学家塑造了将技术权威性与崇高道德目的融于一体的自身形象。
         
人们在排外地追求一些东西，特别是在追求金钱时可能会遇到的道德风险或者个人失望情绪。

我们必须继续假装美即是丑而丑即是美，因为丑是有用的，而美却不是。贪婪和高利贷暂时还是我们必须信奉的神明，因为只有它们才能带领我们走出经济上的必要隧道而最终见到阳光的到来。

由于钱的拥有者可以在全部商品中做出购买的选择，他将由此获得额外的心理满足感，因此钱的价值其实是超过了它可以交换的商品的价值。

边际储蓄倾向

生活的多元化产生于个人选择领域的扩展，而极权国家最大的损失就是这种多元化的丧失。

战后几十年中，令人吃惊的经济增长实质上源于一场新的工业革命。

西方世界的大多数无产阶级民众由于已经被整合进政治和经济体系而不再具有革命性。

目前技术水平已经能够让人类社会远离物质稀缺的威胁，从而异化劳动也就没有必要再成为人们生存的主要特征了。

现代社会的宽容本身成了控制大众的工具。

熊彼特曾经强调企业家创新的动力并不在于享乐主义，而在于“创造、完成工作或锻炼自己能力和智慧所带来的乐趣”。

 
维塞尔认为经济商品没有内在的客观价值，它们自身的价值通过市场过程，以及通过供给与由个体消费者偏好产生的需求之间的互动来体现。

对于哈耶克来讲，犹太人的命运与自由主义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而自由主义的命运又不可避免地与资本主义的命运交织在一起。

犹太人

哈耶克认为，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代表了中产阶级的集体主义。被通货膨胀剥削着，被工业雇主与工人运动之间的谈判边缘化，并处在衰退中，“下层中产阶级的不满”导致其成员采用极权主义运动来保护自己的地位。

在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前夕，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像整个国家成了一个单一公司。“整个社会将成为一个工厂，同工同酬。”

其他地方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奥图纽拉特，一名在短暂的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担任过社会化部长的维也纳知识分子——嘲弄着那种观点，即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消灭市场和货币。以及“以实物计算”来代替它们。

除了在抽象模型里，经济生活中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这就使得所有的经济决策充满不确定性，也没有可供操作的标准单位，正如劳动价值理论所暗含的那样。

没有私有财产，社会主义面临着另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创新性问题。

知识分工

哈耶克知道，这个过程有时候很痛苦，也一定会遭到那些更愿意选择其已精心建立起来的生活方式的人的怨恨，因而他们会设法阻止它。竞争会创造自身“不近人情的强制力”，无须政府的命令而迫使个人去适应或丧失他们的收入。

天下父母和宗教信徒不会比花花公子更少地遵循自身利益，他们只是对其利益和目的有着不同的观念罢了。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是一个美好的事物——社会正义是不可能的。

亚当·斯密认为依靠竞争性的市场机制来实现普遍富裕的最大障碍来自这样一群人：他们利用政治权力绕过市场机制来追求自己的私利。

像社会中的其他团体一样，工会也是在合法追求自己的私利。但是，如果它们能够利用身体胁迫（比如纠察线等），或者能够利用法律赋予它们的垄断权力去阻止非会员被雇佣，那么它们就已经带来危险了。像其他成功的垄断者一样，工会成员提高了自己的收入（以工资的形式）。但这种收入的提高却是以牺牲那些非会员的利益换来的，非会员们只能被迫从事一些工资较低的工作，哈耶克抗议道。

他担心，如果不对民主立法做一些制度性限制，现存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激励将会导致一个又一个利益集团的出现，这些集团将会以社会主义的名义向依靠民主选举上台的当权者诉说自己集团的要求。


难道人民就没有其他方法来维持民主政府，而只能将无限的权力赋予一个被选举出来的小团体吗？这些人即使在紧急情况下做决策，也必须要经历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贿赂足够多的选举人去支持他们自己所在的组织，以打败其他组织。

哈耶克将思想家分为两类：一类数量很少，但他们的思想全部是原创的；另一类被称为“知识分子”可能更合适，哈耶克将他们定义为“思想的二道贩子”或者“知识获取领域的技术专家”。他们获取原创思想家的思想，对它们进行过滤加工，并将它们呈现在公众面前。

来自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瓦茨拉夫·克劳夫，受命阅读和研究哈耶克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的作品，以便“更好地了解敌人”。但不幸的是，克劳夫被“敌人”“策反”了，他开始相信“敌人”实际上是对的，此后他就开始在社会主义国家宣传他们的思想。

哈耶克为了对抗迫在眉睫的敌人而发表言论和观点时，存在着明显一边倒式的片面性，甚至会夸大其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