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微博议政”说“话语权”

华生教授的新著《中国改革：做对的和没做的》很快就看完了，但思绪纷纭，实在不知道从何谈起。想得太多，反而不知该如何开口。如此，最终决定谈谈微博议政，华生教授在此书中用了一个整章的篇幅来谈这个问题，不少观点触及到了现实的本质。
  
   华生教授是国内罕见的务实但却理性的高级知识分子。说务实，是因为他谈及改革问题时，并不以专家身份故弄玄虚，也不以专业术语来提高阅读门槛，谈及的问题全是触及当下社会的问题，语言浅近，条清缕析，即便是我这般在政治经济方面处于菜鸟级的人也看的明明白白。

   言说，是一种权力。尤其是，当通过表达个人诉求来改变现状时，话语权显得更加重要。不该说而胡说，谓之失言；想说而无法说，谓之失语；当下的中国社会，时见失言的权力阶层和失语的普通民众，但自从有了微博以后，表达似乎获得了一种途径。当然，官员们照样在微博上胡说和瞎搞（比如那位和情妇调情的卫生部门官员），民众们却能通过微博进行一些小小的改变。

   华生教授曾在微博上谈及民主和法治，他说，法治是对权力的约束……从世界历史上看，法治和以法治为核心的宪政都先于民主，且法治必成民主的摇篮和保障。法治关乎民权，但究竟怎样才能实现法治？其实很简单，即树立法统，这个法统不属于一小部分人，而是属于大多数人，即培养民众的法治意识，在一个民族中树立法治传统。公民人人皆关心权利划分，皆关心自己纳的税的去处，皆关心官员的行政是否越权……这样的社会必然会成为一个民主的社会。但是，中国传统对黎民布衣的告诫是：莫谈国事。甚至在我的中学时代，并未曾遭受过言论打击的老师也如此告诫自己的学生，其可悲之处，令人唏嘘。中国的民众所处的环境，历来是一个失语的环境，他们不擅表达，也不敢表达。更何况“言语之失”曾经造成过不少悲剧性命运，这就像是一个警示，使一些想表达，能表达的人也不敢表达。

华生教授则在微博中大胆表达，涉及民主、法治、政治改革、社会转型、反腐败，动车事件、国企改革等等。知识分子是民众中的脊梁，充当着引导民众的力量，如果知识分子都不敢表达，普通民众如何表达？又能表达些什么？实际上，历次运动基本上打断了知识分子的脊梁，最不敢表达的恰恰是知识分子。因此，纠正，乃至唤起表达，是建立一个新型社会的必然。这里所说的表达，并非是说话那么简单，还涉及如何表达，表达些什么内容。人们虽然有了微博这个表达途径，却并非真的运用好了它。时下的微博，时见造谣攻击，谩骂侮辱，喊打喊杀之声不绝于耳……话语权，是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的。这个理性既指议政的一方，也指被议的一方。通俗的说，骂的一方和被骂的一方都要保持克制。胡适先生曾提出，容忍比自由更重要。这里所说的容忍，绝非逆来顺受，而是指处于权力中心的克制态度，拥有权力的民众和拥有权力的政府一样，都需要容忍，否则，不是暴民，就是暴政。

华生教授引自己的微博说政治改革，说：“中国的麻烦不在眼高而在手低。经济改革谁都想调整别人的利益，不准碰自己的奶酪。政治改革必须靠体制内外互动，但好容易体制内发出点声音，立即被嘲笑挖苦猜疑攻讦淹没。革命？那是要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然现说大话使小钱逐私利的精英只望百姓生乱自己获利，要他们牺牲门都没有。”这么犀利，这么大胆的言论，是成名的知识分子所不敢说，也说不出来的。专家们被体制养着，早已经像富人怀里的波斯猫，又肥又尊贵，岂肯因为乱叫了一声丢了自己的好皮毛。

民众说什么重要，官方听什么话更重要。反之，民众愿意听什么，官方应该说什么，同样重要。说固然是一种必需，听却是一种选择。有些人喜欢说难听的，但却喜欢听好听的。所谓难听，自然是批评；至于好听，形式就多了，空话是好听、大话、套话、谎话……也都是好听。只听自己愿意听的，不听实话和批评，这就失去了共同对话的基础。华生在一则微博中说：“党内需要理性力量的成长，至少能够与普通党员和公民对话，说些大家能听得下去的正常话，这样才有讨论空间。……从最高层领导开始，说真话和家常话吧。”华生所倡导的对话基础，是一种理性的，负责任的态度。

我时常觉得中国太少说真话、说明白话的知识分子。鲁迅先生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昏虫和糊涂蛋居多。当下的中国，太需要清醒的知识分子了，然而要将一切都寄托于知识分子，大概并非好事。因此，应该从华生教授开始，民众们都能理性发出自己的声音。

回头再翻书，我的论题多少有些言不及义。然而就微博议政这一章节来说，华生教授无愧于一个清醒的知识分子。一些故弄玄虚的知识阶层，以及想接受新的思想的人，是该来读读这本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