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史中的结构和变迁

诺斯在这一著作中试图通过经济史上的重大问题，解释西欧为什么产生了有效的制度安排而多数国家没有。其分析工具主要是基于交易成本理论的成本-收益分析，成本分析的内容包括人地比例、地理环境、意识形态、交易成本等等。全书对西方世界从远古到现代的经济发展史做了梳理，以其研究框架对五个重要问题进行解释：第一次经济革命的产生、古代国家的产生与消亡、封建制度的兴衰、民族国家的兴起、工业革命和第二次经济革命的出现。
基于对国家作为资源掠夺者和交易保护人的双重理解，该理论就是关于统治者在增强自身收入和提供保护之间的成本-收益分析的决策模型。他强调国家通过确立和强化私有产权收集资源。这一过程受到两个因素的制约：收集资源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附属臣民丧失忠诚的机会成本。当交易成本很高时，国家采取减小交易成本的制度；但是当附属臣民丧失忠诚的机会成本很高时，比如竞争者强大，私人产权的发展就会收到限制。
对于第一次经济革命，即狩猎采集向农业的发展，诺斯综合之前的人类学解释，将其成果置于一个新古典经济学的模型中。在这一模型中，人口不断增长，在超过一定阈值后导致了狩猎的边际收益下降，与此同时，农业方兴未艾，边际收益保持静止，最终超过狩猎的边际收益。诺斯提出，在这一过程中，排他性产权的存在是变革主要原因，由于缺乏排他性产权，采集将继续到耗尽在个人所有权下已经得到的全部稀缺资源为止。，而存在排他性产权的农业很容易检查其成员的劳动以避免土地资源利用过度。
古典国家理论（公元前16世纪-前1世纪）致力于解释公元前古代国家的产生和发展。该理论认为国家的出现是以排他性产权为前提的。国家的地理环境和人口因素决定了组织的政治形式的革新和演进，并由此产生了相应的产权结构。国家之所以不能建立有效的产权制度有两个原因，一是所谓“蛮族叩门”，即国家受到竞争者威胁，需要行贿和维持军队，增加政治影响力最小的群体的税收；二是交易成本效应，通过殖民和征伐邻国，缓解内部政治结构压力。埃及高度依赖于其灌溉体系，导致权力集中于作为调度者的中央，并形成一套官僚体系和庞大的常规军进行管理，由此产生的税收需求使得国家垄断所有权，而阻碍了私有土地产权的产生。波斯帝国则建立于分权基础上，行省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由此促进了贸易的发展，同时，由于总督是国王潜在的竞争者，国王无法过高征税压榨选民，因此波斯帝国出现了私有土地产权。希腊的政治体制取决于其地理环境，多山的地形使得小型城邦政体的存在成为可能。持续的生存斗争使得扩大选举基础成为其生存的必要条件，国家因而受到选民利益的制约制定出尽量减少交易费用的经济组织形式，以私有产权支持自由的国内市场。罗马帝国通过万民法承认土地私有，以收税人和私有承包商向外省人征税，从而保障了其产权制度。
封建制度的兴衰（公元1世纪-15世纪）被理解为劳动力合同转向货币租佃合同的过程，也即在商业兴起之后，庄园之外出现交换市场，导致在庄园经济中货币收入的重要性上升的过程。诺斯认为，封建制度的基础是劳役、农奴制和条状土地，劳役之所以得以建立，是因为在没有专业化和交换时，形成有组织的市场需要极高的交易费用，而劳役可以极大规避交易费用。农奴制作为一种契约制度，领主的权力受到有效限制。而分散条状地或者是为了便于领主监督生产杜绝机会主义，或者是为了保持大地产实现规模经济，总之是减少交易成本的一种方式。随着人口增长，庄园经济的收益递减。虽然存在移民和技术选择，但马尔萨斯陷阱仍然不可避免。8世纪加洛林王朝建立后，以重装骑士压制内部斗争，对抗北欧海盗等外敌，建立封建等级集权结构，促使地方秩序和经济扩展的恢复。在战争技术巩固封建制的同时，经济活动则削弱了这一结构，因为货币经济的发展促使兵役免除税的出现，雇佣兵成为替代性的兵源，陪臣的权力通过雇佣兵而扩大。帝国不得不建立常备军，并因此扩大了战争规模，后果是税收需求的上升。13-15世纪，随着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人口逐渐上升，劳动力价值下降，土地价值升高，增强了改变所有权的刺激，由于税收需求，对私有权的保护逐渐成为国家行为。但税收占用了农业生产率发展的红利，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1347年黑死病爆发后，欧洲人口急剧减少，因此国家无法通过加征农业税缓解其危及，将财政重心转向对外贸易税，以产权换税收，将产权转让给有能力付税的团体，使得行会和税务代理人兴起。在这一过程中，佃农地位上升，成为自由劳动力，从而瓦解了西欧的封建制度。
民族国家的兴起（16-17世纪）在很大程度上是封建时代的再现。欧洲的第二个经济增长周期导致的人口增长超过了生产率，经济在17世纪开始萎缩，在这一过程中，荷兰和英国的经济没有收到影响，反而确立了更为有效的所有权，而法国和西班牙则趋于停滞和衰落。法国由于百年战争（1337-1453）而建立庞大的雇佣军，受诺曼底和勃艮第的限制，查理七世不能征收高额农业税，因此以所有权换税收，保护行会换取纳税金，同时建立完善的官僚制度，市场扩大的增益被巨额交易成本牺牲，人口增长因而快于经济增长。西班牙则由于收复失地运动（718-1492）而需要高额税金，由于国内羊毛业发达，西班牙成立牧主团增加税收，同时赋予牧主团管理境内迁徙羊群的特权，牧主团因而反对私有土地产权。在费迪南和伊丽莎白执政期间，王室获得征税权，垄断、高税率和地产充公抑制私有产权和商业发展。而荷兰一看是就反对建立商业城市的行业垄断，并通过议会保护私有权，商业贸易成为其经济的原动力。英国由于百年战争和玫瑰战争的开支，通过扶植商人获取税收，王室、羊毛出口商和国会在长期斗争中达成妥协，王室获得税收、议会获得裁定权、商人垄断出口，由于经济上以来羊毛出口，征税的交易成本低，英国不需要复杂的官僚体系。同时，王室竞争限制了王室的权力，使得国会掌握转让所有权的权力，坚持私有制和反对王室垄断。
诺斯格外区分了工业革命和第二次经济革命，他认为工业革命仅仅是一次技术革新，并引起了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大范围的专业化及社会分工。真正革命性的事件是第二次经济革命，即科学与技术的结合。诺斯认为，工业革命导致市场交易成本骤增，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发生组织变革，扩大的市场规模和保护发明收益权的所有权提高了创新的收益。在论及市场的崩溃时，诺斯认为市场内在的具有不稳定性，因为市场倾向于促进官僚制和专业化，因而会提升交易费用，利益集团和国家对市场的控制会加剧这一不稳定性。但对于市场对人的异化问题，诺斯认为意识形态的分歧可以在国家层面瓦解。
诺斯这本书出现了不少因果性方面的问题。比如诺斯认为在定居农业和狩猎采集的竞争中，排他性产权对保持农业的边际效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事实上，人类学研究表明定居农业是排他性产权产生的原因而非结果，而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民族也能够发展处排他性产权。书中这样的问题比比皆是，这是诺斯的新古典主义倾向造成的，他认为经济学是一种选择的理论，选择的主体是国家。国家和制度就有了完全意义上的同构性。但事实上，制度并非供国家遴选的选项，而是不断适应变化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意识形态条件，被不断生产的独立主体。事实上，在民族国家建立之前，以国家力量之弱，也根本不足以决定制度。
诺斯的新古典主义倾向使得制度演变成为一个黑箱，在模型外部是人口和技术，在模型内部是制度选项。诺斯认为脱离于社会结构存在的人口和技术是具有外生性的。人口变化和技术发展相比于社会结构变化确实具有更大的偶然性，但总体来看人口变化和技术增长仍然是社会结构变化的结果。从欧洲人口史的角度看，除了14世纪后半夜由于黑死病的影响人口下降严重以外，欧洲人口一直处于上升状态，而14世纪的人口危机到15世纪上半页也基本化解。有理由相信，即使没有黑死病，欧洲土地私有制也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诺斯理论因为中国案例而受到攻击也是因为过分依赖于人口和技术因素的外生性。
迈克尔曼在分析封建晚期私有产权的确立时指出，问题的核心在于，少数人如何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把持住私人资源，最终成为资本家；而大众如何丧失了财产权，最终成为失去土地的劳动力。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将私人产权的确立视为选择市场而放弃封建主义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将其视为生产关系的变革。而曼的理论描述的是封建的领主和农民、庄园和乡村、农业与贸易等多元力量角逐，催生出市场，而封建的市场却反过来打击了封建制度。私有所有制之所以确立，不仅仅是因为领主权力的缩小，更在于社会结构的急剧转型已经使领主的社会属性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领主自身受到市场经济的诱惑。
诺斯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哈耶克关于“自发秩序”的努力，试图说明在没有第三方强制的情况下，个人的理性行为会使实现最优制度。但是制度恰恰是国家之间、国家内部各种博弈的第三方强制。制度嵌入于历史进程中，在形塑行动者行为的同时受到社会行动的改变。诺斯理论对第三方的拒斥使其只能成为对历史进行合理化而非真正展开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