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听过一个段子,大意是说爱因斯坦同志在天堂和几个人聊天,大科学家问他们的智商是多少,其中一个人说他的智商是160,爱因斯坦说那你可以和我谈相对论,另一个人说他的智商是80,爱因斯坦则说那你可以和我谈经济学。
从这个段子就可以看出经济学家有多不受待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头脑中的经济学家的形象只有两种,一种是在电视上唾沫星子横飞的股评家(他们对股票的预测倒是可以让他们的同行统计一下成功概率并作为不实预报的典型案例),另一种就是在报纸上发表以“我早就预测过”开头的事后诸葛亮们。
然而在这两年我对经济学家的印象有所改观,这种改观也是来源于两个形象:一个是传奇形象,出自我最喜欢的好莱坞电影《美丽心灵》,该片是根据大经济学家约翰·纳什的人生事迹改编的,而纳什的博弈论绝对让人着迷;另一个形象则来自我的现实生活,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学经济学的,她的思维既严谨又天马行空,我觉得《超爆魔鬼经济学》这本书的封底有一段话特别适合她——“智商高,好奇心无边无际,讲话表面正经其实很不正经,有专业知识又有人情……是新时代的性感标准。” 我认为她之所以会是这样的思维和她的经济学背影不无关系。
由上述两个例子我感觉经济学不是简单的统计和预测,它更是一种思考的方法。于是当我在众多诸如“理财”“分析”“预测”的经济学书籍中一下子就选中了《超爆魔鬼经济学》,我觉得它应该正是我想要的启发思考的书。
它果然没有让我失望,先看它提出的问题:太阴能加剧了全球变暖?医生最容易违规?恐怖分子的银行账户有什么特点?犯罪率升高是因为电视看多了?街头妓女与百货商店圣诞老人有何相似?……
再看该书两位作者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方法:遏制全球变暖建造通天的烟囱,直接把二氧化硫吹到平流层;遏制飓风则把带裙摆的轮胎扔到海里,利用它们把海平面上的热水和海底的冷水对流……
这些想法匪夷所思,但是两位作者却用科学的论证和经济学的方法证明这两个办法是可靠 的,也是可行的。同时他们也用经济学的方法证明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提出的减排计划是不可行的。其实很多北方人都应该有过这样的经验:在我们儿时家里会在冬天建造一个炉子,弄一个烟囱把烟放出去,有时候烟囱建得不合理还会呛烟,但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宁肯受冻而不烧炉子,最多是开门把烟放出去。《超爆》的两位作者提出的(其实不是他们提出的,他们也是引述其他科学家的成果)方法就是放烟的方法,而不是发现有烟就拒绝再使用炉子。
这个办法真的很简单,但是我们很多人却仍然觉得意外,这是因为我们的思维受到了限制,受到了思维习惯的限制。我曾经评过王奇生教授的一本书,我非常赞同王教授的一个观点——“去熟悉化”,有些东西我们之所以视而不见,就是因为我们太过熟悉它们。
《超爆魔鬼经济学》的两位作者列维特和都伯纳真的很“魔鬼”,他们不仅分析芝加哥妓女的生存情况,甚至在分析了高级妓女安莉的事例之后还提出:“真正让人困惑的问题并不在于为什么像安莉这样的人会成为妓女,而在于为什么更多的女人没有选择这个行业。”我个人对这个看似荒诞的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思考,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任何事情都有“价值”,孔子说“君子喻于得小人喻于利”,然而不管是“利”还是“义”,其实都是一种价值,就像《超爆》这本书里提到的,慈善活动会让人心里产生满足感,会觉得自己善良,这种“善良”其实也很有价值。然而现在的问题在于,在安莉成为妓女之前她就很喜欢性爱(我的朋友看到我写下这样的文字恐怕会认为我也变“魔鬼”了),她会很愿意“献身”,而她的身体在这个时候却完全体现不出价值,既没有物质价值,也没有精神上的“爱情价值”,更没有家庭价值。用《超爆》这本书里的观点,男人拥有女人一般都有代价,要么是金钱,要么就是一辈子的承诺,而现在却有了很多既不要承诺也不要金钱的女人出现,“致使皮肉市场疲软”。或许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妓女之前的安莉更“贱”一些。
用经济学方法看妓女不知道是更人性还是更妖魔,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超爆》这本书分析妓女市场是有意义的,至少通过他们的分析让我们知道皮条客的作用比房地产中介的作用大得多;而警察与皮条客的案例则更有意思,警察曾经抓捕过四个臭名昭著的皮条客,但是发现这些人被捕后会有更多的人抢夺这个“市场”,使得治安变得更不安定,于是最后警察只好与皮条客约法三章然后将他们释放。从这个案例里,您发现了什么?反正我发现了。
《超爆魔鬼经济学》以不容怀疑的口吻教会读者怀疑一切,甚至怀疑约翰·纳什的博弈论,他们对博弈论进行了精彩的论述并作了相应的补充发展。于是我在读完这本书之后也对这本书的一些说法产生了怀疑——诚如作者所说,这是他们想要的结果。第一个怀疑就是“酒后步行比开车危险”这个说法。书中的论述方法是:“假定每步行140英里的路程就包括1英里的酒后步行的路程,即和每年酒后驾车行驶总路程的比例相同,那么每年酒后步行的总路程为3.07亿英里。”然后通过这个假定,作者得出酒后步行死于交通事故的概率比酒后驾车司机的死亡率高8倍多。然而这个假定是有问题的,作者凭什么认为酒后步行的比例和酒后驾车的比例一样呢?另外,作者用文学的语言形容了酒后步行的危险性:“他们可能晕晕乎乎地偏离了人行道,踉踉跄跄地步入了机动车道;可能躺倒在乡村的公路上;也可能是在车辆川流不息的公路上横冲直撞。”——这种描写其实已经不是“酒后”,而是“醉酒”,在这种醉酒的状态下,开车和步行都是极为危险的;但是我们知道,“酒后”和“醉酒”是两个概念,“酒后”因为兴奋驾车仍然比较危险,但还不至于让身体失去协调性,所以这种状态下的步行未必会如作者描述的那么危险了。要说明的是,在这里我只是对作者的论证方法提出疑问,并不是说酒后步行就是安全的。
另外,关于电视的功能的论述我认为也有问题。作者认为电视让印度妇女生活质量提高了,却让美国的犯罪率也提高了。他们的论证方法是有电视看的印度妇女更幸福,有电视看的美国地区也就更多犯罪。其实我觉得这两者未必有必然联系。用《统计数学会说谎》这本书的观点来说,这种横向类比很牵强。我也可以说在我阅读《超爆魔鬼经济学》这本书的两天里我每天都失眠,于是我就得出阅读此书会失眠的结论,这不是很可笑吗?我觉得有电视看的印度妇女的生活质量更高可能是因为她们更富裕——有电视看当然比没有电视看的富裕,在一个刚刚解决了温饱的家庭中,富裕当然会更幸福;至于美国的犯罪率,我则不敢妄加猜测,也许是因为电视吧。
不管怎么说,《超爆魔鬼经济学》都在教会人们思考和怎样思考,正如该书当中有一句话说的那样:“与生活中的情形一样,在经济领域,如果你不去主动提出问题,无论问题看上去多么愚蠢,那么你就永远也不会找到问题的答案。”
——2010/0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