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家

罗纳德·科斯教授的逝世令人叹息，除了因为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还因为他本来已经计划好一个月之后将首次来到中国访问。103岁高龄的科斯从未来过中国，他的过世让中国与这位新制度经济学的鼻祖永远失之交臂。
 
科斯与王宁合著的《变革中国》为他在百岁高龄之际、在中国再次赢得广泛关注。《变革中国》运用科斯贯穿始终的制度分析框架，讲述中国在三十年间如何从一个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转变成市场化的资本主义经济体。是的，资本主义，英文原著的书名就是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在那本书中，我们看到双轨结构、边缘革命，尤其是对自下而上的边缘革命的强调，当然，还有科斯对思想市场的重视：“活跃的思想市场带来的潜在边际经济收益，甚至会远远高于80年代初张五常所预测的中国走向市场经济的巨额赢利。”（《变革中国》p.259）
 
人们一般认为，政府在商品市场中的公共管制是有必要的，而对思想市场的管制则会损害创新。因此，对于思想市场显然应该采取不同于商品市场中的管制的政策。然而，在这本《论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中所收录的《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一文中，科斯对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中的政府管制进行了比较，所得出的结论是，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没有根本差异，在决定两个市场中的公共政策时，所考虑的因素是相同的。人们之所以认为思想市场应该少加干预或者不加干预，是因为知识分子从自身的利益出发，他们自己就是思想的生产者，所以当然不愿意受到管制。科斯认为，在选择对思想市场和商品市场的管制政策时，应当采取相同的方法，考虑的因素是相同的。

这个论点与他在《变革中国》中提出的思想市场问题似乎有些矛盾。在那本书中，科斯对中国思想市场的现状显然是不满的，这很容易让人们以为，他应当是站在主张自由思想的一边，鼓吹放松思想市场的管制。

事实上，我觉得他确实是在要求放松管制。这与他在《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一文中的观点并不矛盾。放在当前的中国，一个现实就是，对思想市场管制的严格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商品市场的管制程度。整本《变革中国》都是在谈论商品市场是如何从高度管制走向放松管制的，经历了三十年的变革之后，思想市场在中国已经滞后了。所以，在这相隔三十多年的两篇文章中，科斯并不矛盾，相反，科斯在三十多年前提出的问题，在现在的中国更具有现实意义。那就是，我们应当如何解决商品市场与思想市场政策的不对称问题。
 
在《经济学家应该如何选择》中，科斯非常简明但却强有力地表述了自己的经济学思考方式。这一方式区别于米尔顿·弗里德曼以预测为标准的方法。科斯强调的，是一种理论应当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经济体系的运行方式。“经济学家要基于理解真实世界的标准来选择理论”。这个标准可以说是科斯提出交易成本概念进而发展出新制度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本书的第一篇文章《生产的制度结构》是科斯199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时的演讲辞。在这篇演讲辞中，科斯简明而清晰地阐释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正是从理解真实世界出发，他敏锐地意识到企业的现实存在。在标准的经济学理论中，价格体系解决了所有的协调问题，那么企业、企业管理为什么还会存在呢？在这里，他发现市场价格机制是需要成本的，协商、谈判、搜寻信息、解决纠纷都是会发生费用的，这些费用就是所谓交易成本。由于市场交易成本的存在，企业组织才成为市场的一种替代形式。在交易成本低于企业管理成本的地方，交给市场来处理，而在交易成本超过企业管理成本的地方，则应当交给企业来处理，也就是说，“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率的经济体系，不仅需要市场，而且需要适度规模的组织内计划”。交易成本的引入改变了经济学的思考方式，让经济学家意识到过往经济理论所忽视的制度结构。这个制度结构的世界是一个“正交易成本”的世界。由于正交易成本的存在，法律体系或者说产权结构对于经济体系的运行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为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

在经济学的部分，本书还收录了科斯研究亚当·斯密的两篇文章，科斯精辟地阐述了亚当·斯密《国富论》中的精华部分如劳动分工、市场运行、政府职能等。他还综合《国富论》与《道德情操论》中斯密的人性观点，全面考察了斯密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斯密强调人的自利性，强调自利对于经济运行的重要作用。同时，他也认识到人的仁慈和同情心，这种同情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想要赢得他人的尊重，旁观者的存在加强了同情和仁慈的作用。然而，尽管同情和仁慈会对人的行为发生影响，但这种影响仍然会屈服于与自利的比较，自利仍然是最主要的决定因素。

本书的第二部分收录了科斯写前辈或同时代经济学家的若干文章，包括对马歇尔家族的一些考证，以及普兰特、邓肯·布莱克、乔治·施蒂格勒等人。了解他们，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经济学思想的传承脉络，但对于大多数读者，这个部分是可以略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