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弗里德曼自以为他超越了凯恩斯,而实际上他只达到了亚当斯密的阶段。他的自由至上主义是有很多漏洞的,其一就是对“经济人”假设的误用。经济学上假设人是遵循理性可以达到自身利益,但这是一个简单化、便于研究和计算的假设,在运用这个假设时必须注意到它必然带来的结果上的误差。戴维假设人是理性的,人们在遵循自由竞争的过程中会自动达到市场的均衡和有效。而政府的宏观决策必然是对自然的均衡状态的干涉,就会破坏市场的均衡和效率。但这一论证实际上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不会出错,那政府的行为当然最多也只不过能够达到他们已经达到的最优状态。可问题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都限于短视和局部利益而容易出错啊,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也许就不需要政府了,可这并不能用来证明政府应该取消。
凯恩斯的贡献就在于他把市场上的现实现象引进了经济学,来修正经济学过于理想的各种假设,从而能有效解释经典经济学理论当时难以解释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等问题。在戴维·弗里德曼的这本书中,我见不到工资刚性、价格粘性等理论,只看到了基于理论上的边际递减的偏好曲线等等演绎的过程。举例而言,经济学认为当需求大于供给时,商品的价格会上升。这是没有错的,但它必须首先假设信息的有效传递等等,比方说我很想买《社会性动物》,这本书已经绝版了,虽然原价是35元,我却愿意出甚至50元买,但问题是我想买的信息很难传递给出版社,出版社也未必有这个动力来生产这本书,虽然它想盈利,却不免受到许多其它因素的干扰。而且,你也很难想象当剩一本的时候,书店会把价格高于封底定价的卖给你。这样,市场就往往是无效的。再比方说,我可能在买书前没有发觉,买完后才发现是盗版的或者有缺页,这种情况就不是市场调节可以控制的,因为我发生了“经济人”不可能犯的对价值判断出错的错误,造成了市场的浪费。
但是总的来说,这本书举的一些例子还是让人兴趣盎然的。书中的数学要求其实不高,解析几何也只要有高中水准,关键在理解。可能限于数学表达,在严谨上可能比不过茅于轼的《生活中的经济学》。另一点是茅老似乎是认为,生活中有许多现象是可以用经济学来解释的,而戴维则认为,经济学理论是可以解释生活中的许多现象的;茅老从现象出发,显得举重若轻,戴维是从理论出发,不免有些生硬,但确实可以尝试发掘更多东西。评四星还是不枉的。
我是说“在边际上”
在长期内,如果行业内单个厂商可以获得利润,则会吸引其它新的厂商加入到该行业中来。随着新厂商的加入,行业内的厂商数目增加,整个行业的供给就会增加,市场价格就会下降,下降到使单个厂商的利润消失为止。相反,如果行业内单个厂商的生产是亏损的,则行业内原有厂商的一部分就会自动退出,行业内厂商的数目就会减少,整个行业的供给就会减少,市场价格就会上升,上升到使单个厂商的亏损消失为止。最后,由于行业中的每一个厂商都 处于既无利润又无亏损的状态,行业内厂商的进入和退出也就停止了。
在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在每一个变化了的价格水平,单个厂商都会将生产规模调整到能够与满足边际收益等于长期边际成本时的产量相适应的最佳生产规模。在这样一个不断 的调整的过程中,单个厂商最后必然将生产规模调整到与利润为零所要求的产量相适应的最优生产规模水平。总之,在长期生产中,通过行业内厂商的进入和退出,和厂商对生产规模的不断调整,按照边际收益等于长期边际成本的原则进行生产,最终单个厂商的利润为零,或者说单个厂商能够稳定地得到正常利润。
“市场价格的厘定,其合理与否,并不是依据成本,也不是卖家单方决定。应该反过来理解,成本是根据可能的售价而决定投入多少成本才划算。 ”
这话我觉得说的很对
但是如果这样计算的话,薛兆丰下面这句话就荒谬可笑了
“即使牛奶场主减少鲜奶的供应量,从而提高鲜奶的价格,消费者也还是愿意多花钱来维持喝鲜奶的份量。因此,牛奶场主为了增加盈利,就要限制鲜奶的供应量。”
也许我的说法不够清楚,我是说,销量与价格有关系,这只在宏观层面才有意义,在微观层面,就是一个个商家自由定价的话,绝对不可能为了提高价格去压缩自己的产量,因为对总产量影响不大(除非他们已经形成了价格联盟,若是这样,也不必以压缩产量为前提)
经济学的定价方法就是价格在边际上和成本相等,进而与稀缺性挂钩,才能与产量挂钩。在这个意义上才有试错。但是,这种调整方法因为必须放大到整个市场,是间接的。如果价格高(牛奶的情况),我会增加产量以获取利润,并不会去压缩产量提高价格(只会在价格低的情况下压缩产量减少损失,因为价格提高是间接结果,我从中得利不多),设身处地从单个商家角度考虑,是不是这样?
感谢LS的分享
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薛兆丰的主要观点是他自己的这段话:
这是个荒唐的恶性循环:农场主为了追求最大利润而限制产量,从而抬高了农产品的价格,而政府则以更高的“扶持价格”收购农产品,从而诱使农场主过量生产。整套做法的后果是,一,政府把纳税人的金钱分给了农民和美国国内外的穷人;二,牛奶场的规模过分扩张,奶制品因过量而产生了“社会的浪费”。
这里我就有那么一点不理解的地方:既然消费者对鲜奶有多度的热爱,农场主怎么会反倒靠“限制产量”来提高价格?价格是农产主定的,他又不是经济学家,跟产量有什么关系?如果我是这样一个农产主,我非但不会限制产量,还会极度扩大鲜奶的产量,这样,我才能赚取更多的利润。当然,鲜奶产量提高一定会导致价格降低,但是这是所有农场主均摊的损失,而提高的利润是我独享的,不是吗?
而且,这个薛兆丰也没解释清楚为什么政府会制定这样的扶持价格,而且是在其他奶制品过剩的情况下价格扶持。他的分析也没有任何数据支撑。相比之下,我的分析反倒更能令人信服:正是因为上面我说的原因,所有的农场主都去生产鲜奶了,其他奶制品就不足了。唯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才有可能进行价格扶持。而这样的价格扶持就导致一堆人一窝蜂去生产其他奶制品了,导致市场的过剩。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价格扶持才变成坏事。
但是,按照我的分析,就可以看到,政府的价格扶持是在鲜奶已经过剩的情况下做出的,自由市场已经过剩。政府的政策虽然也导致过剩,但是已经把一种产品的超级过剩变成两种产品的过剩,到底是好是坏还难说。
倾倒牛奶,是市场不足,而非市场失效。这是中国经济学教科书普遍存在的一个重大失实和严重误导。教科书在介绍倾倒牛奶情节的时候,忽略了一个重要的背景和事实,就是当时政府干预市场,以“扶持价格”收购农产品,从而诱使农场主过量生产。
薛兆丰在以下文章中,详细处理过这个问题,不过,教科书的毒害太广太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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