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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债危机最直接的起因，是让全世界为美国的住房问题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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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上来看，每一次战争过后，美国的经济都会有一次大的提升，美国的国际地位都会有一次飞跃；每一次金融危机或经济危机过后，美国都变得更强大。这已经成了一种规律。

由于主导救市的国家几乎全部都实行了减税政策，那么，其救市的庞大资金基本上都来源于印钞和发债，这意味着救市为下一轮严重通货膨胀的到来埋下了巨大隐患。

花旗银行与美国汽车业的困境，是次贷危机进一步恶化的两个重要标志。

中国实体经济对次贷危机做出反应的激烈和敏感程度超过了美国的实体经济。这是为什么？

在金融衍生品高度发达的今天，一个安分守己、与世无争的人，即使守护着财富寸步不离，也无法确保自己辛苦创造的财富不被掠夺。

对美国而言，次级债的高明之处在于，通过精巧的设计把全世界许多知名金融机构都拖下了水……次级债衍生品在关键时候发挥了绑架作用。在次贷危机中，还不起贷款的是美国的买房人，而处在这个链条终端的埋单者则是全世界。这正是次贷危机的微妙之处。

从1994年12月爆发的墨西哥危机，到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到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到1999年的巴西经济危机，到2002年的阿根廷金融危机，再到2007年爆发的越南金融危机，危机一直在频繁发生，这到底是为什么？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许多国家都在灾难临头时，求救于美国主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机构，屈辱地接受不平等的条款。当危机过去，这些国家也难以恢复往日的风采。这次的次贷危机，让冰岛不幸成为一个面临政府信用破产、国家经济濒临破产边缘的国家。在最暗淡的时候，冰岛克朗兑欧元在短短的一周时间里就贬值了约80%！ 冰岛的困境只是金融战争中的一个环节，幕后的博弈者试图以冰岛为“小白鼠”，看到对方出的牌。但面对种种不确定性风险，欧盟最终选择了退守一隅。

冰岛的困局告诉我们，现在，战争的主角、摧毁一国经济主权的工具，已经变成金融而非笨拙的枪炮。同时，摧毁一国经济主权的主角，已经变成尖端的金融人才而非勇猛的大兵。

欧盟正是次贷危机制造者瞄准的目标之一。欧元是当今唯一能够挑战美元的货币。冰岛或许只是一个被当做试验品的“小白鼠”，下一个目标正是冰岛要加入的欧盟。作为一个联合体，它的结构终归是脆弱的，彼此之间的信任是有一定局限性的，一旦某个国家成为猎物而身陷次贷危机的泥潭，这个被打开的突破口是否会成为金融战争的一个开局？

美国在救市过程中的国有化运作（“两房”的监管机构联邦住房金融局将接管这两家公司、美联储接收AIG集团80%的股权向其提供850亿美元贷款），不仅充分展示了市场经济成熟国家政府在危机中强势的干预能力，更预示着大政府时代的来临。美国的救市意味着一个大政府的诞生，无论对于美国还是世界历史进程，都意义重大。

在自由资本主义模式下，人们信奉一个基本原则：干预最少的政府是最好的政府，小政府是最好的政府。正是受益于这种模式，英国人在长达200余年的时间里，称霸全球。 美国从英国那里继承了这种模式。但是，从罗斯福开始，政府的强力干预走向前台。为了应对始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罗斯福实行了“新政”。“新政”的理论依据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理论。罗斯福由于他的“新政”而名垂青史，凯恩斯也因为罗斯福的辉煌而作为政府成功干预经济理论的缔造者被人树碑立传。

罗斯福干预经济的“新政”，与小布什政府和美联储所主导的国家接管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是对市场失灵后的强力修复，而后者则是政府直接接管，让政府的有形之手直接插入经济体中，从而催生出一个更强势的政府。

罗斯福“新政”改革的过程，也是联邦政府权力迅速扩张的过程。也正是从罗斯福的大政府开始，美国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美国开始以世界领导者的身份走向世界。

像美国这样的起着全球经济火车头作用的国家，其向大政府的转型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将产生深远影响，它依托军事强权和货币强权形成的在金融和经济方面的侵略性和掠夺性，将会使未来世界政治、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强。

1963年，弗里德曼与施瓦茨合著的《美国货币史》提出，如果不是在1913年成立了联邦储备局，如果不是美联储过度干预经济，1929年的经济危机原本就不会出现。弗里德曼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灾难实是源于一场普通的金融风暴，由于联邦储备银行的政策和管理失误，错误地紧缩货币供给，进一步恶化了这场风暴，最终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大恐慌。

在全球化的今天，货币已经代替枪炮成为战争的主角，其造成的后果与真正的战争一样血腥和残忍，只是许多人被洗劫后还浑然不觉而已。

次贷危机将促使美国人财富观念、消费观念发生颠覆性变化，过度的信贷消费已经走到尽头。美国自己需要转型，而美国的转型意味着世界经济的引擎发生变化。

美国的净外资所有权在过去10年里增长了5倍。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的数据，2006年年末，其他经济体拥有的美国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和房地产等），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在其他经济体中所拥有的资产。当前在全球流通的美元现金中，约有70%以上是在美国之外的国家流通。美国通过不断发行货币换取其他国家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劳动成果—这也是美国敢于成为世界上最大债务国的原因，它通过发行美元就可以“稀释”自己的债务。

据2008年10月14日的《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根据美国财政部7月公布的数据，中国共持有……房地美和房利美债券3760亿美元，这其中商业性机构、外汇储备及中投公司分别持有的规模不详。”

美国施行的弱势美元政策，在客观上造成了向世界各国输送流动性的后果，使许多国家饱受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困扰，并导致这些国家所采取的应对通胀的措施无法产生预期效果。其他国家是拼命地向美国注资，拿出的是真金白银，救的是美国的虚拟经济，而美国则把重点放在稳定实体经济发展方面。最典型的是，在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就实行大规模的减税政策。

次贷危机是一个陷阱，那么，拯救次贷危机的过程中，同样布满重重陷阱。而且，拯救次贷危机可能制造出一个更为可怕的陷阱。

从历史上的大危机来看，每次大的经济危机或战争的发生，基本上都会导致全球的一次大洗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1929～1933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促成德国和美国的崛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衰落而美国取得霸权地位；伊拉克战争，使得美国错失扼杀欧元的机会，欧元储备货币地位确立。次贷危机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变化影响深远：
1，欧元储备货币地位的确立，使得美元日益面临挑战，美国通过加印钞票和发行国债换取世界辛勤劳动财富的模式开始受阻，相应的，美国国内过度消费、借贷消费的模式也将因次贷危机而发生重大变化。一旦作为世界经济引擎的美国消费降下来，世界上那些依赖美国需求的国家，都将面临痛苦的转型。
2，次贷危机的恶化，终结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虚拟经济高速发展的神话，为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新生代势力的茁壮成长，打开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3，当美国等国把庞大的救市资金撒向市场时，又为另一场危机埋下了巨大隐患，它们在填上一个窟窿的同时，又挖了一个更大的窟窿。

 2008年11月26日，德国总理默克尔向德国议会表示：“美国过度廉价的资金是促成今日危机的原因之一。我深深担忧，我们现在是否在通过美国和其他地区正在采取的措施巩固这一趋势，我们5年后是否会面对完全一样的危机。”次贷危机如果拯救不当，或者如果一些国家的措施副作用过大，不仅有可能使次贷危机的危害继续扩散，还可能为下一次金融危机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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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防的两场战争：石油和粮食




石油和粮食危机将是次贷危机之后，更可怕的武器。国际油价从2004年的每桶40多美元，一口气上涨到2008年7月11日的147.27美元的最高价，可谓涨势如虹。因为美国本身就是石油投机的直接受益者。统计表明，油价上涨过后，其产生的溢价约有10%为石油输出国获得，而将近90%被美国人收入囊中。所以，从表面上看高油价弱美元似乎是投机力量在借题发挥，其实背后真正的操控者是美国政府和经济调控当局。美国总审计局2007年秋发布的一份报告称，对冲基金和大型机构投资者参与的原油交易量，在2006年比2003年增长了1倍多。这可作为石油投机泛滥的一个佐证。

笔者认为，油价不会像当时的分析师所说的那样会一口气涨到200美元以上，而是应该会大幅回落，2008年国庆节后就会看到更低的油价—直到这次下跌周期结束。之所以得出如此结论，除了次贷危机恶化必将损害实体经济、减少对石油的消耗之外，还有三个重要依据：
1，综合当时美国经济的承受力，它所能接受的最高油价为每桶120美元。超过这一点，美国就要采取措施，因为美国对油价上涨的承受力弱于欧盟。同时，美国在大力发展生物燃料，以提高其对油价的承受能力。
2，投机是推动油价上涨的重要因素之一。2008年6月23日，美国国会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某些关键的石油期货交易方面，有70%的合同为投机者参与，该份额在2000年仅为37%。随着次贷危机的恶化，笔者推断，美国政府会借机狂砸油价，洗劫盘踞在油价中的投机资金，并重伤包括中东各国在内的产油国，给世界带来不安全感，将这些国家及国际上的游资、热钱逼向美元资产，在美元投机中获取暴利。
2008年6月2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调查委员会举行听证会，调查原油期货交易中的投机问题。2008年7月14日，美国总统布什宣布解除在美国近海开采石油的行政禁令，并敦促国会采取类似措施废除相关法律禁令，以应对国际油价不断攀升的局面。受此影响，国际油价暴跌不止，到2008年11月底，已经跌到50美元以下。
3，给俄罗斯一个教训。俄罗斯2007年日产石油1008万桶，已超越沙特阿拉伯成为全球第一大产油国。石油收入决定着俄罗斯的国运。近年来，俄罗斯借助油价上涨的翅膀，踏上了实现经济复兴的道路，在各种问题上尤其是北约东扩的问题上表现出强硬的一面。美国需要通过打压油价，给俄罗斯一个教训。
俄罗斯总理普京曾经说，原油价格跌至每桶70美元，俄罗斯仍能维持预算平衡，这与德意志银行计算出来的俄罗斯能够承受的70美元底线相吻合。美联社报道说：“如果油价继续滑落，俄罗斯将不得不考虑放缓夺回世界政治舞台中心的步伐。”

美国不惜通过军事打击抢占伊拉克的石油资源、不惜冒着制造人道主义灾难的指责大力发展生物燃料，其根本意图在于强化资源控制和减轻自身对石油的依赖，这意味着，美国未来将能够更灵活地运用石油武器洗劫财富。


曾任美国里根政府农业部长的约翰•布洛克就这样说过：“粮食是一件武器，用法就是把各国系在我们身上，它们就不会捣乱。”在未来，粮食战争将是比石油战争和货币战争更可怕、杀伤力更强的武器。

春秋时期，齐国国王命令大臣们必须穿丝制衣服，但国内只准种粮食而不准种桑树。齐国丝需求量大，价格上涨，邻近的鲁、梁等小国纷纷停止种粮改种桑树。几年后，齐王又命只准穿布衣，且不准卖粮食给其他小国。结果，鲁、梁等小国因饥荒而大乱，不战而亡，齐国渔翁得利，坐享其成，使疆土得以扩张。

近年来，美国、欧洲各国在将大量能耗严重的产业向第三世界国家转移的同时，大力补贴农业。1998年以后，美国对农业的补贴一直稳定在每年至少200亿美元以上的水平。现在，整个发达国家和地区对农业的补贴高达3000多亿美元。同时，欧美发达国家投资研发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粮食产量，使农业生产得到了快速发展，从而实现了两大转型：一是从传统工业向服务业的转型；二是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的转型。当那些农业补贴低的国家因无力与欧美农业竞争纷纷减少粮食生产投入、依靠从发达国家进口粮食时（犹如春秋时的鲁、梁等小国纷纷停止种粮改种桑树），那些悄然发展起来的农业大国就有了操纵世界的能力—这或许正是前述问题的答案。

对美国而言，大力发展生物燃料是一举三得的事情：
1，美国是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生产国和出口国，其中大豆产量占全世界产量的 42.7%，玉米产量占34.4%，小麦产量占11.6%，其粮食出口量占据全球粮食出口的半壁江山，粮价上涨美国是最直接的受益者。大力发展生物燃料对粮食的消耗，相当于减少了粮食的市场供应，成为粮价上涨的最重要推动力，因粮价上涨而多获取的收益，弥补了它发展生物燃料的生产成本。
2，美国可以通过生物燃料占燃料比例的逐渐增大，减少对石油的依赖，更有利于确保其能源安全。
3，粮价上涨，以美国为主的国际投机资金将获取丰厚利润。著名国际地缘政治与经济学家威廉•恩道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粮食危机）一个直接的原因，就是这些国家希望粮食价格继续上涨。”

中国有史以来就是大豆主产大国，但是，当美国廉价大豆如同洪水一般冲进国门，国内几千年形成的大豆生产体系全面崩溃，变成了排在世界第二位的大豆进口大国，大豆和豆油的需求基本上依赖于美国的进口。根据国家粮油信息中心的统计数据，2007年中国的大豆进口量超过5000万吨，2008年中国将消费掉 4900万吨大豆，其中进口大豆3400万吨，占大豆总消费量的70%。

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或许许多人并不知道这是美国在实行严格的休耕制度的情况下取得的成就。限产休耕是美国政府为调节农产品市场供应而采取的一项措施。政府采用面积控制和休耕补贴的办法，要求和鼓励农民休耕部分土地。这一做法既控制了产量，又达到了保护水土资源的目的。但是，从另一面来看，一旦粮食被作为战争工具，这些休耕的肥沃的土地，何尝不是最充足的弹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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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性通货膨胀隐患

美国是全球性通货膨胀的一个重要源头。即使在次贷危机恶化过程中，通货膨胀的隐患也在不断被种下。美国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或者说，美国以救市为由得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开足马力加印钞票的良机，它会说，救美国就是救世界经济。实际上，美国（确切地说，美国的既得利益集团）一直在向世界灌输这个逻辑。而加印钞票必然导致美元急速贬值，这有利于促进美国的出口、促进其经济的复苏，却会加速其他国家美元资产的大幅缩水。美元在快速贬值，这种做法无异于持续向世界输入通胀，为未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新一轮的物价上涨埋下了巨大隐患。

在次贷危机恶化过程中，美元却突然一改颓势，展现出强势的一面。这既有国际资金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露出衰退迹象后流向美国寻求避险的因素，也有美国为了更容易发行国债自己托盘的因素，一旦这个步骤走完，在未来，美元必然重新步入快速贬值的轨道，而石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将迅速止跌回稳，并步入快速上涨的轨道。

由于主导救市的国家几乎全部都实行了减税政策，那么其救市的庞大资金基本都来源于印钞和发债，这意味着救市为下一轮严重通货膨胀的到来埋下了巨大隐患。随着大量救市货币被注入市场，随着货币争相贬值局面的出现，资源类产品止跌回稳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因为，一旦人们意识到通货膨胀将要到来，就会本能地通过买进资源产品来实现保值增值，至于国际热钱则更可能倾巢出动，玩抄底游戏，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会步入一个新的更令人瞠目结舌的上涨周期之中，全球性通货膨胀就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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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贷危机中谁是赢家

从表面上来看，次贷危机中似乎所有的人都是输家。如果一场灾难是人为制造的，一定有潜在的大赢家，那就是危机的制造者。次贷危机是一场大陷阱，有人不动声色了成了大赢家，成为灾难的受益者。

在这场次级债危机中，反常之处不胜枚举。
美国为什么要鼓励穷人去买房？
为什么诱导民众购房的信贷政策，在推行房贷的过程中，犹入无人之境？
甚至那些提出加强监管的人反而遭到奚落与羞辱？
美国领导人在次贷危机之初，为何一再粉饰和掩盖危险？

财富并没有消失，而是在被转移和重新分配，等次贷危机过后，人们会惊讶地发现，次贷危机背后隐藏着一个最大的赢家。哭得最响亮的人，不一定是最悲伤的。次贷危机爆发的过程，也是全球财富转移和重新分配的过程。美国的低收入者无疑是这场危机的受害者，他们被剥夺了仅有的财富。而美国强大的利益集团，隐藏着的制造这场危机的罪魁祸首，则是实实在在的大赢家。美国的弱者也不是这场危机的最后一个受害者，他们在被作为道具使用后，在经历一段黑暗的日子后，仍会享受到相对好一些的福利待遇—次贷危机过后，美国政府将能向他们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福利。


美国购房的普通民众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具或者诱饵。他们本来不应该买房，也没有资格和实力买房，但是，政府、金融机构甚至活跃于房地产领域的各类经纪人，人为地“创造条件”，让他们购买房屋。当他们欢天喜地地搬进自己的新家，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各种金融衍生品被疯狂地创造了出来。这些金融衍生品被打包和包装后销售给全世界的政府、金融机构和民间投资者，把风险和成本也迅速转嫁了出去。次贷危机爆发后，原来那些买不起房的人，重新搬出了新房，作为道具的角色，他们已经出色的完成。房价下跌，使更多的美国人买到了便宜房子，减轻了政府的住房保障压力。政府可以腾出更多的财力和精力去解决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在“道具”们搬出新房后，这些建在美国土地上的房屋，被作为抵押物落到美国金融机构手中的房子，将来房价一旦步入上涨周期，美国金融机构重新因为房价的升值而迅速膨胀为巨人，成为一个个世界上最令人畏惧的拥有惊人财富的大鳄。美国由于将部分金融机构接管，也将从中受益，这会提高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而全世界那些购买次级债券及相关衍生品的投资者，却由于大都不以基础资产为支撑，只能无奈地吞下苦果。

小布什与华尔街，因为不同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前者为了解决住房问题，后者为了通过金融衍生品贪婪地牟取暴利，他们共同为危机的爆发埋下了隐患。

美国对住房问题极其重视。罗斯福有句名言：一个居者有其屋的国家不可战胜。美国从政府到商业机构都把提高居民的私有住房拥有率当做重要的目标。小布什多次强调建设一个“所有者社会”，就是鼓励私人拥有住房和证券。 在美国的住房历史上，一直存在着一个难以破解的难题，那就是政府负担与公共住房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只有到了小布什时代，才真正得到了“完美”的解决，其后果是今天全世界都在饱受次贷危机的折磨。

“从20世纪90年代起，各级政府为了提高自有住房率，特别是低收入者和少数种族住户的自有住房率而采取了一系列广泛的措施。”自老布什开始，提高自有住房率成为美国住房政策的核心。小布什当选总统后，继续本着提高自有住房率的思路前行。小布什强调的建设一个“所有者社会”，就是鼓励私人拥有住房和证券。

“自由市场从来没有为极低收入住户提供廉价而舒适的住房的责任，仅维护住房的费用就超过了这些住户的承受能力。通过降低建造标准和调整分区法规而减少住房费用的方法不可能走得太远。”这当然是从常规角度来看的，通过金融衍生品对成本的转嫁，布什就走得很远！在历任美国总统当中，小布什是解决公共住房问题最彻底的一位，在他任期内，美国私有住房拥有率一度达到70%，超过迄今为止的任一位总统，成就不可谓不辉煌。当然，小布什的这项辉煌成就得益于他巧妙地转嫁了成本，通过金融衍生品之手，让全世界为美国的住房梦埋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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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03年，全美共有4600万户家庭面临各种各样的住房问题，解决住房问题，需要非常庞大的资金。与其他国家一样，美国面临着资金紧张的难题。这一困难在小布什上台后，变得更加窘迫。小布什在其任期内，为了满足军火商等利益集团的要求，当然也是出于反恐、占据中亚战略制高地以及国家安全的需求，先后发动了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由于耗资巨大，美国财政赤字直线上升，根本无力承担公共住房建设这一责任。

美国的财政赤字从1992财政年度的2700亿美元不断下降，到1999财政年度实现了多年来的首次财政盈余，国债限额提升的速度也大大放慢。但2001年小布什执政后的第一年，财政盈余就迅速减少，第二年就出现财政赤字，而且一下子就高达1570亿美元。2008年10月7日，美国国会预算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在截至2008年9月30日的2008财政年度，美国联邦政府财政赤字高达4380亿美元，创历史最高纪录。这与小布什上任后推行的减税政策也有关。小布什上台不到5个月就提出了一个10年减少个人所得税1.35万亿美元的议案，并获得通过。这是自1981年里根减税以来的最大减税方案。事实上，在小布什担任总统职位以后，减税一直是他政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小布什连续推行的减税政策，不仅造成严重的财政赤字，也因减税力度的厚此薄彼而造成对弱者的不公。

 小布什的减税方案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将推动红利税率降低50%以上，这意味着减税的好处几乎全部流向最富裕的纳税人，因为他们的收入中红利所占比例最大。根据美国税务政策中心的计算，如果小布什的计划能够得到顺利执行，那么64%的减税好处将流向5%的最富裕纳税人。 小布什力主推行的减税法案，从根本上扭转了“提高政府调控能力”、“增大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责任”的传统思路。 减税减少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而小布什政府必须促进房地产的快速发展，以此增加就业机会，加快美国经济复苏的步伐。

值得注意的是，小布什任职期间，美国的公共住房投入是大幅削减的。以“希望六号计划”为例，美国议会于1993年启动了“希望六号计划”，意在摧毁并重建衰落的公共住房。“希望六号计划”每年的可用资金为3亿～5亿美元，成为改造公共住房的中坚力量。希望六号预算从2004年前的每年超过5.5亿美元下降到了2005财政年的1.43亿美元，可谓一落千丈。

那么，在财政趋紧的情况下，小布什政府该如何实现提高家庭住房拥有率的梦想？能否找到一种方式，既能解决住房问题，又能通过房地产业的繁荣带动经济发展，并且，不需要政府承担太多公共责任？

鼓励穷人按揭买房，同时鼓励资产证券化，在按揭贷款的基础上，创造出庞大的金融衍生品，出售给全世界的投资者。简而言之，就是穷人及无信用记录或信用度较低的人，从银行取得贷款，而银行则把发放出去的住房抵押贷款以债券或其他有价证券的形式发售。 资产证券化在小布什任期内发展到了极致。过去10年间，美国家庭住房拥有总量的增长有70%应归功于包括第二按揭在内的各种新的按揭产品的推出。从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起，美国住房建设就步入快速发展轨道。小布什任期期间是美国公共住房建设支出最少的一个时期，却是家庭住房拥有率最高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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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次级抵押贷款是指向低收入、少数族群、受教育水平低、金融知识匮乏的家庭和个人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


所谓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就是金融机构发放的住房抵押贷款转化为抵押贷款证券（主要是债券），然后，通过在资本市场上出售这些证券给投资者，以融通资金，并使住房贷款风险分散由众多投资者承担。从本质上来讲，发行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是发放住房抵押贷款机构的一种债券转让行为，即贷款发放人把对住房贷款借款的所有权利转让给证券投资者。住房抵押贷款证券是一种抵押担保证券（mortgage-backed security，MBS），借款人每月的还款现金流，是该证券的收益来源。

在MBS的基础上，又进一步衍生，根据投资者对期限、风险和收益的不同偏好，对基础资产的现金流加以剥离和重组，将债券设计成不同档级，以体现本息支付和风险承受能力上的区别，既可满足发起人转移风险的需要，又能满足投资者的不同偏好。于是，以MBS为基础资产进一步发行“资产支持证券”（asset- backedsecurity，ABS)，其中，又衍生出大量个性化的“担保债务凭证”(collateraldebtobligation,CDO)。这一过程还可继续衍生，并产生“CDO平方”、“CDO立方”等产品。

证券化不仅仅是一种金融产品的创新，更是一种融资制度的创新，它不再是以传统意义上的某个企业的整体资产作为支撑，而是将其中的适合证券化的某部分资产抽出来，将其销售给一家载体，由该载体实现证券化。在这种情况下，证券化的范围不仅限于一家企业的资产，还可以将许多不同地域、不同企业的资产组合为一个证券化资产池。由于金融创新的规模呈几何级数膨胀，风险被无限放大，购买它的美国境内与境外的投资者，成为风险的承担者。

为了让世界购买美国基于次级贷款创设出来的各种证券，美国政府高官直接担当推销重任。 即使在次贷危机爆发以后，在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大政府资助的房贷机构深陷困境的情况下，小布什政府依然在呼吁中国央行购买更多的美国政府担保的房贷债券。

在次级贷款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复杂的衍生品，在出售给世界各国的投资者后，相当于倾全世界之力，推动美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由此，美国政府在小布什的领导下，以最小的代价积攒起来了巨量房产。例如，2003年，美国政府支持企业房利美不但完成了它的许诺，即花费2万亿美元帮助1800万户家庭变为有房户，还帮助另外的600万户家庭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变成了首次有房户，这中间包括180万户少数种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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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等级在一般以下的人，在美国要承受更高的利率和更苛刻的条件才能获得贷款资格，这意味着次级贷款者承受着更大的风险和更高的成本。
如果能够让这些信用等级在一般以下的人购买自己的住房，会滋生出几个既得利益者：
    （1）政府，它将因此减少对公共住房的投入。
    （2）华尔街的金融机构，它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贷款利息，并通过对金融衍生品的创造而获利。
    （3）军火商和石油商，它们的受益是间接的。低收入者自己买房就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也为在财力上说服公众支持政府开战创造了条件。

因此，次贷危机其实是多方利益主体过度攫取利益的结果。就实体经济而言，这一结果给美国所造成的损失是暂时的。比如，许多穷人重新把住房交出来，回到政府住房保障体系下，而这些住房在次贷危机过后，又会重新进入上涨轨道而升值，这些显然都是美国的财富。事实上，在次贷危机爆发至今的过程中，美国民众的生活受次贷危机的影响程度，相对其他国家而言倒是非常小的，这与美国在救市过程中小心呵护其实体经济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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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房地产起起落落的背后有五个关键的驱动因素，分别是利率、税收、人口变化、金融杠杆和居民生活方式。其中，利率、税收和金融杠杆是政府能够直接主导的因素。联邦政府通过利率和税收影响房屋的供需。所谓利率低，则地产兴。低利率是鼓励穷人买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这方面，格林斯潘做得可以说是前无古人。

2000年年底，美国科技股泡沫破裂后，格林斯潘通过催热房地产市场进行疗伤，把利率从2000年年底的6.5%一直下调到2003年中旬的1%，并且，从2003年6月～2004年6月，联邦基金利率一直维持在1%的低位。 联邦政府还通过税收来鼓励购房。每年房屋贷款的利息是可以抵税的。 并且，放贷机构间竞争的加剧催生了多种多样的高风险次级抵押贷款产品。如只付利息抵押贷款， 一些贷款机构甚至推出了“零首付”、“零文件”的贷款方式，这些新产品风靡一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住房市场的持续繁荣使借款者低估了潜在风险；另一方面是贷款机构风险控制不到位，竞争的加剧使贷款机构只顾极力推广这些产品，而有意忽视向借款人说明风险和确认借款人还款能力的环节。美联储数据显示，次级贷款占全部住房抵押贷款的比例从5%上升到2006年的 20%。

因为从次级抵押贷款业务中得到的收入可能更多，所以经纪商很愿意把次贷产品推荐给高风险的借款人，即使这些人有资格获得更好的贷款。 评级机构是另一个弄虚作假、欺骗购房者的环节。这些评级机构的酬劳却是由投资机构提供的，它们之间的利益相关性自然导致了评级过程中的欺诈行为—不良的贷款被评为AAA级投资产品。 按揭及金融衍生产品的过度运用，推动了美国家庭住房拥有率的提高。在这一过程中，甚至连正常的监管都“退位”了，正因此也种下了次贷危机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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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财富（其实已在进行中），将不是建立在纸币上的虚幻的繁荣，而是以资源为核心构筑起来的新的财富体系。纸币是靠不住的，在未来，资源将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谁拥有足够多的资源，谁就富甲世界。

什么是资源为王？就是以有色金属（包括黄金）、煤炭、森林等珍贵自然资源和以高科技人才与知识产品为核心，构筑起来的最安全的财富体系，这些资源既是重要的原料或高含金量的产品，又是最强势的最值得信任的货币，谁拥有的资源（尤其珍贵、稀有资源）越多，谁就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强的购买力。


这里所指的资源包括两个部分：一是包括煤炭、石油和铟、稀土等在内的日渐稀缺的矿产资源；二是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上的知识产品的研发、技术人才的培养和储备。日本在自然资源缺乏的情况下，通过以知识和技术为核心构筑起资源体系，同时通过在世界范围内采购、囤积稀缺资源或收购、入股此类公司来弥补自然资源的短缺，奠定了其大国基础。

这是一种令人痛心的谬误：我们把最具有增值潜力的稀缺资源贱卖，换来最容易贬值的纸币储备起来，由此给中国带来的财富的损失和国家安全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

1994年，中国外汇储备为516.2亿美元，当时的黄金价格是384美元/盎司，以购买力计算，我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于134427083盎司黄金。2008年2月，中国外汇储备为16471亿美元，当时的黄金价格在900美元/盎司以上，以购买力计算，我国的外汇储备相当于1830111111盎司黄金。通过对比不难看出，我国外汇储备从1994年到2008年2月，增长了32倍，而能够购买的黄金总量仅增加了13.6倍！显然，外汇储备的过快增长，掩盖了其购买力下降这一现实。重美元储备而轻实物储备不仅短视而且危险。中国应该转变思路，从储备货币向储备实物尤其是稀有资源（包括黄金）转变。美国的黄金储备在其国家战略总储备中所占的比率高达56.7%，德国为37.6%、法国为47.1%、意大利为47.8%、瑞士为38.2%、荷兰46.6%，这也凸显了黄金储备的重要作用。这些年来我国的黄金储备仍然是600吨（相当于美国的1/14），没有增加，在我国目前的外汇储备中绝大部分仍然是美元。据悉，这里面有一个潜规则，有关部门储备美元等货币，一旦升值，就能获得部门利益，如果储备黄金则不能获得部门利益。这个制度漏洞所造成的中国黄金储备的减少不能不令人痛心。中国必须尽快觉醒：以最强烈的紧迫感保护资源（尤其稀缺资源）、储备资源，这是将来实现民族复兴的最重要保障！

在未来人们将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资源的购买力将远远大于目前以纸币为核心的货币体系所代表的购买力，资源不仅具有货币所具有的功能，还具有货币没有的功能。

津巴布韦的现状，具有寓言意义，它在暗示我们一种趋势，一种纸币—哪怕目前看起来尚且非常强势的货币，其强势状态只能是短暂的，而贬值趋势则是长期的和必然的。事实上，纸币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纸币的发行者在最初的时候，就把基于纸币的这种掠夺性演绎得淋漓尽致。

世界上最早的纸币—我国宋朝的交子，起初是由商人自行发行的。携带巨款的商人把现金交给“交子铺户”（相当于金融机构），“交子铺户”把存款人存放金银的数额填写在用楮纸制作的卷面上交给存款人，这种填写存款金额的楮纸券便是交子的雏形，存款人凭借交子提取金银和利息。但是，一些唯利是图的铺户，滥发交子或挪用存款，然后闭门不出甚至一逃了之，致使所发交子无法兑现，引发诉讼。这种做法让政府深受启发。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亲自主持交子发行。宋徽宗崇宁四年（1105年），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决定扩大纸币的流通地区，把交子改名为钱引，并滥发钞票，引起严重通货膨胀，到1107年，宋朝的军费开支主要依靠发行纸币来解决，纸币贬值高达90%，引起物价飞涨，民怨沸腾，北宋政权在内外交困中终于走向了灭亡。宋朝滥发纸币导致纸币信誉的丧失，到明中叶，纸币重新被贵金属白银取代。

中国纸币的这段历史，正在当今世界上重演。纸币（包括其衍生出来的电子货币，它只是纸币的另一个化身）潜在的贬值源于货币掌控者的贪婪和不受抑制的欲望的膨胀，以及财政赤字下政府对通货膨胀税的偏好，这种状况正在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大的不安全感。

美元之所以成为国际货币，与其庞大的黄金储备、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对全球各地尖端人才的吸纳和强大军事实力构筑起来的国家信用体系不无关系。资源就是财富，稀缺资源就是珍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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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技术人才和知识产品资源（略）

内需部分（略）

民富国强的道理，中国古人早就认识到了。墨翟强调古代的明君“其用财节，其自养俭，民富国治”。《荀子•富国篇》中对于“国富”与“民富”的关系做出了精彩的论述：“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臧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裕民则民富，民富则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则出实百倍。上以法取焉，而下以礼节用之，余若丘山，不时焚烧，无所臧之。夫君子奚患乎无余？”

民富是国强的基础，民穷则是国衰之先兆。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全国，隋朝统治者通过对税收等政策的调整，积富于国。据《通典》记载：“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资治通鉴》也提到朔州“仓粟烂积”，涿州临朔宫“仓库山积”，《隋书•李景传》则强调北平“粟帛山积”，以至于史学家忍不住感叹“古今国计之富莫如隋”。但是，隋朝却是短命朝代，原因是民穷，即使在闹大饥荒之时，杨坚也守着充盈的仓库拒绝开仓救灾。故唐太宗评价杨坚说：“不怜百姓而惜仓库……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隋炀帝时，变本加厉地掠夺百姓，国库虽然保持充盈状态，却最终葬送了江山社稷。

民富是国强之根本。要促进消费，拉动内需，必须实现民富。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受困于内需的萎靡不振。因为内需不畅，政府投资与对外出口成为推动GDP增长的主角，在次贷危机之下，过于倚重两者的弊端暴露无遗。民富才是拉动内需的最根本的源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