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视角下的观察：中国何以国强民富？

        武昌城里的一声枪响虽然宣告了封建君主专制的灭亡，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的性质没有改变，仁人志士们追求的国强民富依然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今年适逢辛亥革命100周年，各种纪念活动接踵而至，各类反思回顾文章涌上媒体版面。一直以来，众人（包括我本人）在谈及国强民富的实现条件时只集中在国家的政治体制层面，而缺少了对其他因素的审视考虑。近日读完《公司的力量》一书，让我重新观察一种叫做公司企业的经济组织在实现国强民富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每个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牵着去实现一种他根本无意要实现的目的，……他们促进社会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们真正想要实现的还要好。”当亚当斯密在1776年就提出自由市场经济竞争会带来社会效益最大化进而推动社会的前进、国家的强大时，此时的中国正处于清乾隆期，还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封建专制管束下的市场形态仍然就是简单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重农抑商的政策大大阻碍了社会财富向产业资本的转化。所以在1840年，当公司企业大量存在，自由市场推动工业快速发展的英国用坚船利炮轻易敲开中国国门时，也就显得不足为奇了。

     以公司为组织的经济形式能快速创造财富，这一点在民国时期得到官方和民间中有识之士的广泛认可，各类公司企业活动一度非常活跃，但官僚资本对民族资本的侵害与摧残，使得自由的市场经济不复存在，压制了公司在社会推动中的作用。而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里，公司企业则成为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管控社会的桥梁。从历史的角度看，这种体制虽然给建国初期的国防工业奠定基础，但自由市场经济的土壤却被彻底清除，而社会资本、民间公司自然也是无从谈起。

     真正让中国人领略到公司魅力，体会到公司带给国家、个人的巨大利益是在1978年的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下的各类公司充分竞争，最大限度地调配了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个人、公司、国家各自利益的最大与和谐统一。
如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位列世界第二，国民收入逐年大幅度提高，可以说国强民富得到初步实现。这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的成就，是充分利用公司这一组织所带来的巨大推动。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起步早、制度完备的西方众多跨国公司，中国公司如何在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中占得一席之地？中国如何借助公司的力量步入更高层次的国强民富？或许在众多答案中，有一点尤为重要，那就是：科技。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相信这句话大多数人耳熟能详。但科技是如何转化为生产力的？这个问题在历史进程中一度让人苦恼困惑。而市场机制下的英德美等国早用一个个鲜活的实例回答：只有公司才能用最短的时间，最小的成本，把试管和柜台连接起来。公司创新的根本因素在于“个人的自主性”。市场分工将一部分具有专门知识的人分离出来，将其知识转化成一种商业化的知识，在利益动机的驱使下，又进一步扩展分工，成为一个新的部门、新的企业，使社会不断向专业化方向发展。技术一旦成为资本，技术创新不再仅仅是个别企业的行为，而将成为企业的普遍动力和普适规则。科技促进了社会分工向更高层次发展，进而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和一国国力的增强。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多元并存的社会。各种公司各自探索着成长之道。而中国现在的市场经济在经过十几年制度建设方面的努力后，已经有了很大的进展，但是离成熟的市场经济有很大距离。所以，未来中国努力的方向是进一步营造自由开放有法治保障的市场经济，创建有利于公司创新的体制机制。

     一百多年前，清政府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薛福成这样说道：“公司不举，则工商之业无一能振；“工商之业不振，则中国终不可以富、不可以强”，今天听来依然振聋发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