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最大无情是忘却

按：以下为《八〇年代》作者柳红写的一个楔子，有兴趣者可以一阅。


       30年前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改革时代的来临。
    30年，对于历史长河，是一瞬；对于人，至少是一代。30年前种的一棵树，如今长成了参天大树；30年前种的一片树，如今长成了茂密的树林。在改革开放的历史中，第一个10年尤为难忘，它开启了改革的航船，确立了方针和战略，奠定了不可逆转的格局。
    1980年代，有一个特殊群体，它的主要人物是经济学家或经济工作者。从空间而言，他们的舞台多在北京三里河、月坛北小街、皇城根9号院一带。从人物跨度而言，上下三代。第一代，是薛暮桥、孙冶方、马洪、蒋一苇等这一代。他们既是革命者，又是学者；既是马克思主义者，又不是教条主义者；既是共产党员，又充满了仁慈博爱之心。他们是中国改革事业的先驱。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已经意识到中国需要改革，当历史时机到来时，全身心投入，披荆斩棘，呕心沥血。第二代，是1949年以后成长起来的学者，如刘国光、董辅礽、孙尚清、吴敬琏、厉以宁、赵人伟等。他们年富力强，承担起历史使命，先是用正统理论阐释改革，把政策和理论联系在一起；继而补修现代经济学，呼唤市场取向改革。第三代，曾经是“老三届”，当过工人、农民、知识青年，对中国社会有着深刻的了解，又赶上上大学、读研究生，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学以致用之心，以极大的热情和激情直接切入到改革的核心问题，有创见，有合作精神，他们中间的不少人相继脱颖而出；从贡献而言，他们承上启下，将中国社会底层老百姓的自发的改革意愿和呐喊转化成执政党的文件政策，转化成学术理论。这三代人为让人们接受在今天看来的常识付出了极大的心智。没有这个特殊群体的努力，没有他们的桥梁作用，背负着巨大历史包袱的中国改革怎么能够起航？
    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有著作、传记、文集。我无意阐述改革中重大的理论学术问题及其争论，而是通过第一手资料，采访记录，来体现这些经济学人的理想、理念、胸怀、勇气和人性。对于如今的人们，那些精神似乎久远了。因其久远，我更愿意重新提起。大约，我将写作的故事主人公，都是上一个世纪的共产党员，有的出生入死，有的备受考验，有的不仅是共产党内的精英，也是民族的精英，至少都曾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那是他们早年的信仰。他们都是失去过时间的人，有深重的历史感，对于历史机会，怀着后人难以想象的珍惜之情。
    相比较而言，只有1980年代具有这样一个巨大、开放、令人振奋的舞台。那是怎样的一个时代呢？1980年代是一切从头开始、英雄不问来路的时代，是思想启蒙的时代，是求贤若渴的时代，是充满激情畅想的时代，是物质匮乏、精神饱满的时代，是经济学家没有和商人结合的时代，是穿军大衣、骑自行车、吃食堂、住陋室的时代，是老年人、中年人、青年人一起创造历史的时代。
    人们常说历史是无情的。历史的最大无情是忘却。还有，历史越长，每一个篇章就被压缩得越短，删节掉细节。我想将镜头回放，看一个一个经济学家组成的特殊群体，把改革的起步过程与那些有血有肉的人和事联系起来，就像我们想象历史上每次战争，其实都是和有血有肉的将军和士兵联系起来那样。
    第一代改革经济学家大多已先后过世了。当年的中年人，健在者也已过古稀之年。所谓年轻人，如今也年届花甲。这些人，有的是我的师长，有的是我的学长，有的是我的兄长，有的是我久仰的人，有的是我神交的人。在我刚刚开始准备做这个工作时，一些师长和朋友就给了我热情的帮助。我想，在改革40年、50年纪念的时候，大概没有这么多人能帮助我了，人们大概也没有这样的热情回忆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岁月了。
    让我们重温1980年代。
    这是他们的故事，也是你们的故事，还是我们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