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or体制改革？

第一次知道黄亚生是在2005年末，那时他的《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被翻译引进，当然标题没有原文那么刺眼<Selling China>. 这是我第一次读经济方面的专论书籍，为其中的观点，论证都印象深刻。尤其是其反思改革开放中各种政策优劣的诸多观点，对当时的我还是颇有冲击的。

作为中国经济问题专家，黄亚生在这几年越发的红火了。在“龙象之争”和“中国发展拉美化”的讨论中，言语颇多。

这次的这本书又来探讨“中国模式”的问题。其主要的论点无非以下几点：

1. 中国模式的宏观表征与拉美化无异，与东亚模式并不相同。潜台词就是如果中国模式继续下去就会和拉美一样落入深渊。

2. 龙象之争中的印度，在制度和法制层面更为成熟和完善。这会成为印度接下去几十年持续发展的良好基础。

3. 私营企业和土地制度的改革（城市化）是重要的衡量指标。

“上海模式”和“温州模式”的对比是微观的观察。上海模式代表的是政府强力主导和干预下的经济发展，一切以政府意志为导向，引入外资，抑制私企，强制城市化。在光鲜的外表下是私企的艰难生存，更不要说创业和创新了。前年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提出的“上海为什么没有马云”的问题，似乎是对这个结论做了侧面的印证。而温州模式则是民间主导的创业，私企的发展同样造就了GDP的提高。而上海私企的创业精神的迷失，本质上是政府政策和制度所导致的。

中国和印度的比较这是进一步在发展逻辑上的比较。2008年经济危机后，中国4万亿的投资在当时缓解了危机，但是如今却落下大毛病；而印度靠强劲的内需安然度过危机。政府主导的发展和规范制度后的自我发展，那个更关键呢？黄亚生的结论是后者。这也是他对印度未来持续快速发展的判断基础。

政府主导的强制城市化，反而抑制了乡镇企业的发展，进而有损于农民就业，造成了大量的民工，事实上在延缓农民的致富过程，另一种形式的剪刀差。

中国的改革开放一直离不开对外资的优惠和吸引。但黄亚生从统计数据结果看，原来所期待的“市场换技术”只是一厢情愿。直接聘请外方技术人员，引入合同外包和公平竞争，反而更容易获得技术。尤其是直接聘请外方专家，我是非常同意的，绝对是省钱的方法。

最后则是明确指出只有消费才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这个基本上已经是从上到下的共识了。

对于中国改革开放头20年和最近10年，作者做了比较，以此说明最近10年的发展在质量上是比不上前20年的。因为改革开放初期对制度层面的改革和突破带来的收益远远大于所谓的“政府指导”。也就是再一次对凯恩斯主义提出异议。我们直觉上都觉得政府对某些产业的导向政策是需要的，但是数据却表明，在一个制度规范，公平竞争的体制下，优胜劣汰会更为迅速而有效地发生。国家对某些高耗能产业的强制限制，事实上是由于各地政府在追求GDP考核指标的时候所造成的不公平竞争下的无奈选择。比如优惠电价，随意排污等。只能靠人为审批和指导了。事实上制度的规范比人为的指导，能更加有效的让竞争发生，并降低总体的交易费用。不过我们那么多公务员可不希望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被忽视，各地官员在GDP指标的指导下，也各打一块算盘。而这一点，其实就回到了“政治体制”改革上来了。

对于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除了体制，激励和考核应该也是重要的因素。简单而言，私企也是外聘CEO，国企也是外来CEO，私企是一堆股东，国企可能政府是大家。但如果国企有良好的考核制度和激励措施，未必不能做好。当一个国有企业没有垄断资源（这个与事实相反），进入竞争市场，本质上应该和私企的效率一样才对，不然就自然消亡了。问题在于政府故意让大量的国企进入垄断性行业，并以“国计民生”为由头限制竞争，这样就使得考核和激励机制的扭曲。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了效率的差距。新加坡淡马锡不是一样做得很好吗？关键是外部制度的保证。

书中比较讽刺的地方是对“以人为本”，注重民生的嘲笑。难道世界上有任何一个政府胆敢宣称自己不注重民生？于是，这句话本身就变得无效了。

看来看去，这些年所有的经济领域的论点，到最后都会归结到体制问题上，再进一步就是到政治体制改革上了。真是到了改革的又一次攻坚阶段了。大家都说我党惯于说空话，其实这话，中央也说了有些年数了，只是大家未见其真义罢了。改革无非是利益的较量。30年前，各类改革都可以通过增量的方式达到共赢，但今天，增量有限的情况上，利益的争夺反而更为激烈了。改革又变得越来越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