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争战而生，也为争战的必然而存在

争战是人类社会进步和人类思想完善的产物。和谐社会尤其需要这样或那样的争战，尤其需要如现代版狂人邹恒甫这般“敢道人之所难言”的争战。

邹恒甫，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

他是鲁迅似的狂人，有着只有狂人才有的先知先觉，也有着与鲁迅相同的改造国民精神、改造民族精神的崇高理想。但是他们亦有很多不同，那就是彼时的鲁迅，正身处于国内二次革命失败，胜利曙光渺茫的大时代背景下，作为一个封建社会的反抗者，作为已经开始觉醒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孤独的叛逆者和战斗者，“站在时代前沿的反封建礼教、反封建家族制度的启蒙者”鲁迅采用委婉而隐忍的文学表达。

如果说鲁迅式通过文学创作中始终一以贯之的以“批判国民性，达到对国民精神的改造”的主题，来达到鞭挞丑恶、警醒世人的目的，即借狂人之口，以固有的象征性与隐喻性的表层叙述，来抒发深刻的悲天悯人的自我情怀的表达是时代的要求，那么现代狂人邹恒甫与彼时狂人鲁迅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撇开邹恒甫“致力于将西方最先进的经济学教育引进中国的学者”身份，他亦是不同于鲁迅的现代狂人，处于中国言论自由的时代，有着自己的话语权，因而对于自己所思所想的表达不用再借助什么生活在幻觉中的人的痴狂表达，不过他采取与鲁迅截然不同的表达方式并不是时代的要求，在我看来，更像是他的自我要求。

众所周知的，和谐时代并没有要求如他一样的知识分子，抑或是什么鬼才、怪才、奇才们一些什么，但是兼具了自由精神、独立精神和战斗精神之典型代表的邹恒甫，却赋予自己以极端方式、不遗余力地争战的历史使命，于是他用最原始、最彻底、最激进和犀利到一针见血的表达方式，把中国人诸如仇富、仇才、仇能、仇德……等所有劣性都毫不留情地挖掘出来，把学术界那些我们看到或看不到的乌七八糟、乌烟瘴气也都无限放大出来；于是现实世界中始终存在却又被完全忽略的限制了中国进步与发展的各种主义、各种乱象怪像都毫无遮蔽地暴露在阳光下；于是各种各样的质疑、各种各样的唾弃也就随之而至了……

啊，这不是仅仅他一个人所见的世界，这是我们大家都身处现实乱象并成为那乱象之组成部分的世界，可是对于这些绝大多数人选择了视而不见，而邹恒甫却不适时宜地将自己“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士大夫情怀淋漓尽致地敞露。

我笃信恰恰是他看似迂腐的士大夫似的纯真思考与不妥协的争战，才使他的经济学理论研究以及学术思想遍天下，才使他的学生遍天下，才使他的支持者遍天下（尽管表达这种支持需要付出一定的勇气），他赋予中国人分辨和理解一个世纪的中国人的气节、气度和气概的能力，虽然这个时代和这个时代的学界并没有给他太多的肯定，但是外界的评价，对于一个执著于“净化人的思想意识和精神境界”的邹恒甫来说，根本毫无价值。

和我们大多数国人一样，他是中国人、他是农民的儿子，不过他也是有责任有担当的经济学者，他恪守“殉文化，死自由”的民族气节，他遵从“搞学问，必须尊重历史真实”的传统，他还具有语不惊人死不休的气度与勇气……

“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自《以弗所书》6：12）”这就是邹恒甫。

他为争战而生，也为争战的必然而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