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的愤怒：我就是要与学术不自由为“敌”

邹恒甫的愤怒：我就是要与学术不自由为“敌”
评《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

昔日民国时期，晚清覆灭，民主初现；外辱犹在，内战不绝，民生凋敝。适逢民智初开，西学东渐，民主自由之风劲吹华夏大地，传统之经典与理性之智慧交融贯通，学术呈现出一片欣荣景象，大师云集，成果卓著。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跃居世界前列，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被再度提起，改革遂步入攻坚阶段；创新虽屡屡被宣传，然学术却受政治之束缚无法焕发生机。对问题百出的中国教育体制进行改革，也成为众多有识之士的共识。

《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一书，是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邹恒甫先生，以他一贯特立独行的风格写就的一部另类的个人自白书，但同时又是对中国学术、教育和社会怪现状的尖锐批判书。虽然邹恒甫的种种行为如堂吉诃德，且有蚍蜉撼大树之自不量力，但不得不佩服的是他敢于挑战体制的勇气；虽有言辞上过激之嫌，但却是有利于我们启动对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一次深层次思考。

大学者，非大楼也，乃大师也。如今大学里大楼林立，而大师之后再无大师，旧有的大师多已远去，新的大师却迟迟无法出场，说明我们如今的大学已经无法培养出大师，其背后便是我们的教育体制问题。邹恒甫的愤怒在哪里？对于权钱色学四位一体的怪现状他为何出离愤怒？

邹恒甫先生对于中国教育的贡献，我觉得不仅仅在于他对于中国教育体制弊病的深刻洞悉，更在于他率先在中国推进现代经济学教育，这一“拓荒者”的举措，既与体制无法兼容，又触及了一些人，甚至是一些朋友的现实利益而被排斥，所以他公然举起挑战教育部长、质问教育体制的大旗。当“中国梦”的号角再次吹响的时候，我们是否也需要问问中国教育该往哪里走？因为健康的教育体制是创新的摇篮，是学术自由的初始形态；创新人才的素质，不仅要有知识，而且需要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和能力以及创造性人格。这应是本书最值得深思的地方。

教育体制改革已经成为共识，但如何改，往什么方向改，还需要进一步的深入分析和探讨，结合本书批判的现象和提出的观点，我认为，教育体制改革最起码的，自然是要在容忍外界的批评和质询的前提下，对一些存在明显弊端的制度进行改革。如今中国教育改革的迫切性在于，不仅仅是大学受到官僚治校的影响，中学、小学甚至是学前教育都有行政干预的不良反应，且不说择校费、赞助费各种巧立名目依然活跃，公立幼儿园收赞助费也是无法割掉的毒瘤。习近平总书记说：“中国共产党要容得下尖锐批评，做到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执政党领袖都有如此气量，那么中国教育体制中的各级官僚更应广开言路、接受监督了。邹恒甫教授欢迎一切善意和恶意的批判，因为只有批判才能让他写出更好的经济学论文；那么相对来说简单的教育制度改良则是一种展示正能量的好机会了，改良同样要接受和容忍批评，如果只允许正确的批评，那就相当于取消了批评。如果这一点都做不到，广大的“邹恒甫们”只能继续“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了。

邹恒甫在书中多次提及的“教授治校”，是与当前“官僚治校”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学校治理方式，“教授治校”去除了政治挂帅、行政干扰的影响，依据学校的教授们通过的“学校法”进行日常管理，重要决策和管理由教授组成的各委员会完成，如执行、人事、研究生、本科生等委员会。教授们各司其职，无行政掣肘。为何美国能够拥有世界顶级、最具活力的大学？原因之一是“教授治校”。这是邹恒甫在书中反复强调的一个常识。

“邹恒甫被北大辞退事件”贯穿于《最后的狂人：我就是邹恒甫》全书中，其实邹恒甫之被辞，非张维迎一人之力。张维迎在光华的教学改革，同样得罪了一批人，邹恒甫离开光华之后，他也逐渐退出行政职务，他的退出同样不是因为某一个人的原因。体制不改革，所有的官僚都只能成为体制的过客，更有诸多小人会从中渔利，而真正有才识胆略的人却未能发挥自己的特长，长此以往，后果将不堪设想。从“官僚治校”到“教授治校”，可能是一个曲折又漫长的改革周期，也有可能因为一定的“中国特色”元素加入其中而加快节奏，局外人无法预料，但却依然期盼早日启动改革，重行教育民主自由之风。
2013-4-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