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恒甫、官僚治学以及学术自由

    邹恒甫在经济学界是大大的有名，且不说他头上顶着建国以来中国第一个哈佛经济学博士的光环，而且他于2005年入选为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2009年入选中组部“千人计划”，应该说也是得到了体制内的广泛认同。但更引起媒体和大众关注的是他的那张“大嘴”。2012年8月21日，邹恒甫实名在新浪微博上发表一段内容，“北大院长在梦桃源北大医疗室吃饭时只要看到漂亮服务员就必然下手把她们奸淫。北大教授系主任也不例外。所以，梦桃源生意火爆。除了邹恒甫，北大淫棍太多。”这段话在网络上马上传播开来，引起广泛的关注。“北大被推上了舆论界的风口浪尖。没过几天，同年8月25日邹恒甫又贴出一篇署名为北大学生计羽实名举报学生会主席戴威的文章，文中称戴威靠50万元及某些手段当上学生会主席。这个帖子再次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这两个关于北大的事件在网络上吸引了众多眼球，舆论界是一片哗然，网络上更是众说纷纭。支持北大者有之，挺邹恒甫者也有之。
    其实邹恒甫的“大嘴”早有“先科”，2007年他被北大光华学院开除教授职务一件就闹得沸沸扬扬，他不但在给当时的教育部部长发了公开信，而且在网上把这件事情在网络上公开了。可以说邹恒甫给教育部长写信是把官僚治校问题提到了台面上， “官僚治校”和“教授治校”的问题涉及大学的体制，兹事体大。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段时间内，相关话题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和热情探讨。
现行的高校体制行政化色彩是很浓的，高校的校长和书记参照行政级别进行管理，重点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是副部长级别的，一般地方高校的党政一把手是正厅级的，而且里面分的很细，副职的对照某一个行政级别，都是有一定规定的。如果高校的领导调到党政系统工作，也是参照相应行政级别安排。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大学的种种事务都由行政主宰，君不见，课程设置、教学安排、科研项目申报和审判、甚至教学和科研的评估，统统都是行政说了算。在这样的背景下，很多教授都忙着争官位，有了官位就有了地位，有了学术资源的配置权，学术场就变味成了官场和名利场。一些媒体报道中出现的几十个教授竞争一个处长岗位的现象也是不足为怪，很好理解了。现在很多很有前途的青年才俊，学而优则仕。可惜的是，一旦走上了行政管理岗位，搞学术科研的时间大大减少，学术成果自然就减少了。为什么现在的科研物质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反而出不了杰出人才。著名的“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真的值得我们好好思考一下，想一想我们的大学体制，甚至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在我看来，如果在高校中一直是“官僚治学”，而不是“教授治学”的话，中国的大学教育是不会有出路的，不会涌现出大批的杰出人才的，最多只能做嫁衣，为外国的大学培养一些基础知识比较扎实的后备人才。“教授治学”实质上是“学术自由”的外在表现。“学术自由”是“教授治学”的根。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认为是对“学术自由”很好的概括和描述。如果没有这样精神，没有活跃的学术氛围，大学只能是一潭死水。邹恒甫捅了马蜂窝，而且很多具体事件跟北大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提到北大，老让我想起被誉为“北大之父”的蔡元培先生。他在主持北大工作时候的提出的治学理念：“兼容并包”和“思想自由”，曾经让北大多么辉煌啊！而现在的北大，是不是愧对这位老校长呢？
    邹恒甫先生的学术水平的高低，我这里暂且不予置评。但对于这位勇敢的“大嘴”，这位经济学界的“狂人”，我是很敬佩的。中国的教育界太需要这样“狂人”了，姑且不论他为中国现代经济学教育做出的独特的重大贡献，光是他敢于揭开中国教育界的不良现象的内幕，我就要为他喝彩。中国的教育界太需要这样的尖锐的批评了！中国的教育界也应该容得上这样的批评和接受这样的批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这是学界应秉持的的态度。让科学、民主、平等、追求真理的自由的学术精神得到张扬和发挥，中国的学术之路才能走的更好、走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