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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魂商才（序）
认识苏小和兄是在一个网上的诗歌论坛里，那时候，我们都还是文学青年。中国的诗人们平日见佛杀佛，一旦碰到民族国家的菩萨，立即纳头便拜。有次不知因为什么事情，论坛上又充满了极端民族主义的声音。我退避三舍，隔岸观火。这时，看到一个网友坚持不合时宜的观点，遭到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诗人的无情打击，依然不屈不挠、不愠不火。我自忖没有这么好的修养，在佩服之余通过站内短消息向这位网友表达了结识的愿望。不用多说，他就是苏小和。
苏小和是为数不多的具有常识的诗人。那时候，我只知道他是诗人，觉得他把写作才能都用在诗歌上，意犹未尽，就撮合他和《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的戴新伟兄认识。他随即写了一篇关于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书评。那篇书评刊出之后，迅速被各个网站转载，激起一番热烈的讨论。后来，苏小和告诉我这是他写的第一篇书评，再后来，我才知道苏小和早已是知名的财经作家，进入事倍功半的书评领域，于名于利都是很不“经济”的选择。他为了写余英时先生的书评，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十卷本余英时文集通读了一遍，这种功夫让自认为对书评还算认真的我都觉得有些过分，如此敬业又如此不计工本，其他的书评人还有活路吗？
后来，我和几个朋友做一份免费派送的电子读物“独立阅读”，苏小和是当然人选，从此插翅难逃，每个月都在百忙之中撰写一份经济类新书报告。我从文学青年转型为思想青年（或思想中年）之后，在自己关注的文史领域之外，最为关注的是经济和法律。这一方面是问题意识使然，关注中国问题，不可能不去思考自由市场和宪政制度；另一方面，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也受到苏小和的不少影响。他在文章中对于自由市场的很多论述，和杨小凯、陈志武等经济学家的研究，解答了我的很多疑问。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最常见的是“误把法家当法治”。雷厉风行、六亲不认、铁面无私常常被视为改革者的美德，然而，这更有可能是回到两千年法家铁腕的老路上。法家崇拜加上读经热，成了“儒表法里”的旧调重弹。我对读经热不以为然，但对中国文化中的儒家传统颇有好感。在我看来，儒家之所以与法家勾搭，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儒家重义轻利留下的空白，需要法家来填补。孟子见梁惠王，梁惠王向他求教利国之策，孟子回答说：“何必曰利？”对内圣者来说，重义轻利是基本底线，但是对其他听众而言，这是道德口号。不管君还是民，面对孟子和商鞅，可能都会更喜欢后者。曾有铁面执政者看到商鞅的事迹潸然落泪，这个执政者深得人民爱戴，在知识界也口碑甚佳。
再对比自由主义的发展，它兼顾了义和利的原则。自然法是它的重要基础，这有些像儒家的天命论，注重价值原则，但是有神秘主义因素。功利主义的补充至关重要，自由主义在认同权利原则的同时，也认同了功利的原则，并且祛除了神秘主义的成分。这使得公众不仅认同自由主义的理念，也愿意并且可以参与到自由主义的实践。回到中国，在《盐铁论》里，儒家反复批评商鞅的做法“不好”，大夫反复说这种做法“有用”，一个是从价值层面评判，一个是从功能层面评判，鸡同鸭讲。这种矛盾一直存在于今天，人们评判某些事情时常说，这样不好，但是有用。为了缓解这个矛盾，人们在公开的言说里以“义”为标准，在实际的行动中以“利”为标准，“儒表法里”长盛不衰，“潜规则”由此而生。公元前81年儒家的反对，没能阻止此前盐铁官营国有的政策，这种经济模式持续至今，已逾两千年。这个板子不能全打在法家身上，需要反思儒家的内在缺陷。
士农工商，士是唯一一个不能依靠本职工作谋生的阶层。“润笔”一词出自《隋书》，但是它不能等同于稿费，现代意义上的稿费来自市场化的媒体，“润笔”最初多为官员撰写公文的外快，撰写公文本是官员基本职责，已拿俸禄，再拿润笔，纯属双重收费。士这一阶层只能依附于其他阶层才能谋生，士农合一、耕读传家虽然不错，但是一种被动的选择，科举不成，不得已而为之，“学而优则仕”才是士的主要发展方向，只是除了极少数君子儒，谁能像孟子一样重申并且实践“何必曰利”？这一格局，直至明清才算破冰，出现余英时先生提到的“士魂商才”现象：“不但商人多从士人中来，而且士人也往往出身商贾家庭。”官商合则两伤，官员进行权力寻租，商人忙于寻租权力，最后是“劣币驱逐良币”。士商合则两利，士可以获得经济上的独立性，思想上的独立性也不再是空中楼阁（当然还需要制度保障），商也可以改变“为富不仁、唯利是图”的刻板形象，参与价值的建设。“士魂商才”出自“日本现代企业之父”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一手握《论语》，一手握算盘”的义利合一的理念推动了日本的现代化进程，那部轰动一时的《大国崛起》对此赞赏有加。经济在中国，本来就是指经世济民。
在中国，“士魂商才”的现象出现于两个时期，一个是明清，一个是民国。或者，第三个时期是不远的未来。我曾与新东方的俞敏洪先生有过接触，他创办一所小型精英人文大学的理想虽然在短期内难以实现，但这个愿景让人对当下不太乐观的大学教育残存一些希望。我还曾读过瀛海威创始人张树新女士的访谈，如果她专门做学问，将不亚于现在这些众所周知的学人。但是，我看到更多的企业家，依然习惯于厚黑学、登龙术、帝王术、阶级斗争和办公室政治，在机场书店滚动播出的成功学讲座也几乎都是这种套路。按照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未来还很遥远。
苏小和的写作，扭转了厚黑学、登龙术、帝王术、阶级斗争和办公室政治一统财经写作的局面，为“士魂商才”的再次出现创造了思想条件。当然，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吴晓波、傅国涌等先生近年来也在同一方向上多有著述。“自由”和“经济”是贯穿于整本书的两个关键词，“自由”重义，“经济”重利，但苏小和通过对历史和当下生活的考察，证明义利合一的可能和必要，“讲经济的自由”和“讲自由的经济”实为一体两面。商业不是自由的天敌，两者更有可能是合作伙伴，无产只能意味着失去一切，包括人性，“有恒产，有恒心”。自由不是精英的奢侈品，而是公民的必需品，没有私有财产，没有言论自由，没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有所谓“自然灾害”，饿殍遍野。这些论述在这本书里俯拾皆是，诸位读者可以细察。在我看来，“讲自由的经济”比前几年流行的“讲道德的经济”更为可靠，道德从来就是靠不住的，尤其在经济领域，这在德治为传统的中国已经屡试不爽。如果要讲道德，也必须以自由为前提，被强制的道德不是道德，是奴役。
是为序。
王晓渔
2009年8月于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