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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刊《南都周刊》）在进入了个人写作的“中年期”之后，回顾以往的阅读与书写经历，作家许知远曾经产生过这样的疑惑：“我不过是那些死去的西方思想家和英文新闻媒体的传声筒，它们遮蔽了自己的声音……如果运用自己的双眼、双脚、头脑，来观察、触摸、思考中国社会，我能发现什么？怎样表达出来？”
多年“虚张声势”的国际评论写作让他产生了某种知识上的“理论优越感”，但这种优越感也使他在能够煞有介事地谈论华尔街、硅谷、伦敦金融城局势的同时，在面对自己的国家时产生出了一种话语上的“无力感”。而许知远的无力感，几乎成了他写作从《中国纪事》之后一系列试图求索当下中国命运的作品之最核心动因。
许知远的探索，或许是值得赞许的，不过仅从他的言论看来，却似乎存在着一种将理论与中国当下现实“对立”起来的迷思。众所周知，“批判的武器”固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缺乏理论架构的现实，也必然是混沌一片，无法系统地被人所理解、阐释。于是，书本面对现实的“无力感”便成了一个颇具启示作用的疑问：那就是，作为今天任何一位具有时代感的读书人，为什么利用个人的阅读打通知识与现状、文本与真实、国际与本土这一系列相互纠结的“对立项”之间隔阂的努力始终都成为了一种徒劳？
平心而论，许知远本人在这个方向努力有限。但“书本如何对现实发言”的疑问却并没有消失，而是在我心中一直盘桓不去，常在展卷之时拿出来自我淘洗一番。直到我最近对苏小和的新作《我们怎样阅读中国》的阅读，这个问题才算得到了正面的回答，虽然这个答案来得有些迟。
从书中我们得知，作者对阅读问题的关注源于他多年前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阅读中国系列》图书的阅读经验。在这套丛书里，有一部是美国的学人弗里曼、毕克伟、赛尔登等人在对中国华北农村进行了13年考察而写成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一书，书中详实记录了这些外国学人们在中国如何“与农民建立了尊重、信任和友谊的关系”。
这些学者睡过大炕，参加过当地农民的婚礼，欣赏过河北梆子，甚至在田间小路上被强盗打劫过，但这些活生生的个人体验，却为他们日后在利用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最前沿的理论对现实进行量化的分析时，有了最为鲜活的现实基础作为凭借。这样，原本是一本历史学著作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在苏小和看来，已经具有了向现实发言的基础。
这个基础，不外乎是一种扎实的田野工作，从具体而微的每一个个体入手，来窥视整个时代的变迁，以及这种变迁背后的动因。不过，在为外国学人严谨治学击节的同时，苏小和却开始把问题指向自身：为什么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世界最大人口数量的国家，社会研究反而是重理论方法而轻实际材料，成为各种貌似“先进”的西方理论表演场？
除了国内学者素来懒于实地调查的“顽疾”，这种现象还有另一个深层的原因，那便是在我们这个社会，信息如何产生，以及流通的问题。苏小和为我们举了这样一个例子：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印度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与让·德雷兹合著的《饥饿与公共行为》一书中，考察了印度在四十年代二战结束后发生的大规模饥荒。他们认为，大饥荒的本质并不是自然灾害，而是一种“公共行为的失误”。而政府也采取了森的谏言，此后印度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饥荒和食物危机。作者评述道，“虽然民主体制无法防止下层民众的慢性营养不良，但是却有效防止了1943年大规模饥荒在印度的重演。”
而反观中国，在印度饥荒发生的同时，中国的南方也同样发生了大面积的饥荒。但传统观念又一次将饥荒问题死死钉上了“天灾”的标签，这种惯性思维及至后人论及五六十年代之交的饥荒之时，仍然大行其道。今天，虽然林毅夫等人曾经将当时的大饥荒归因于“公社制度的崩溃”，但是由于当时并没有可信的新闻资料可资参考，这种理论也仅仅停留在“博弈论模型”的层面，成为无法与现实对话的书本知识。
印度日后对于大饥荒的避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由新闻媒体的发展，使得信息的公开和流通变得非常方便快捷。无论印度群众还是中央都对饥荒的局面有着充分的认识，而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不可想象的。这个例子恰如其分地说明，新知的产生不仅源自书本，更是以一种信息自由传播的机制为前提。
美国新闻学者斯蒂德曾将“知识和言论的自由”视为人类最重要的自由，缺乏了这个“自由”的前提，任何书本知识都不可能与我们身处其中的现实发生“纵”的联系，也无法对现实发言，“读书无用”也必然会成为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这种状况无论对于人类的知识，还是我们自身的生活而言，都是一种亵渎。
苏小和 《我们怎样阅读中国》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09年09月 32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