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胀时代的德国悲剧

      对于中国读者而言，尼尔•弗格森早已不是什么陌生的名字。《罗斯柴尔德家族》、《文明》、《帝国》，《货币崛起》等全球畅销读物的译介，让这位全球最负声望的历史学家在中国拥有一大批铁杆的阅读群体。弗格森亦是一名思维敏锐且擅长辩论的意见领袖，他在08年全球金融动荡之际提出的“中美国”概念至今保持着令人信服的阐释力；与高傲的保罗•克鲁格曼有关凯恩斯主义的唇枪舌战更让西方政经精英对他刮目相看。弗格森的牛津前辈，著名历史学者玛格丽特•麦克米兰曾评价这位后起新秀是一位“对现实敏感，重叙述表达，持观点鲜明”的历史写作者，实非溢美之词。
    但随着弗格森的声誉日隆和新著迭出，不少人质疑他的写作能力和对其背后影子写手存在的疑虑。大腕者如左翼史家霍布斯鲍姆在艳羡这位英伦后辈的功名成就之外，也暗自讥讽弗格森对其笔下权贵与金融家的刻意奉迎，丧失历史研究秉持客观和诉诸道德评判的品质。当然，这种圈子内流传的臧否之说是否成立，笔者不敢妄下定论；但随着中信出版社将其成名作《纸与铁》（1995年初版）引进并翻译成中文后，我们或许能更为清晰地了解弗格森金融-政治史观的建构和缘起。在笔者看来，该书蕴含了作者日后一系列著作创作的线索和灵感，是需要认真品读的学术佳作。
    弗格森这本著作是对上世纪80年代对德国通货膨胀研究的修正史观的全面质疑。自魏玛共和国消亡以降，西方史学界一直将通货膨胀视作为德国统治阶层迫于凡尔赛和约赔款，商业同盟与政党集团获取私利、劳工矛盾应对不当的失败产物，也视其为肇始纳粹崛起的首要原因。但自70年代以来，一种为魏玛时代的货币政策辩护的声音在史学界悄然兴起，有学者认为通货膨胀事实上有利于当时的德国处境，如消减合约赔款对德国的经济负担和缓解劳资矛盾，货币贬值有利于德国的出口和国际收支平衡，以及带来的制造业繁荣。按照战后德国的商业领袖斯廷内斯的看法，摆在德国面前的只有通货膨胀和革命两个选项，而前者则是不算太坏的出路。一言以蔽之，货币贬值成为符合当时德国国家利益的最优选项。而读者如能够了解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世界面临经济滞胀激起的各种思潮的话，会发现这种历史观有着深刻的当下语境折射。
    彼时初出茅庐的弗格森在《纸与铁》中给予这种史观以鲜明的批评。他从历史长时段的角度出发，分析从威廉德国、魏玛共和和纳粹执政以来的货币金融政策，并以在整个德国经济版图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汉堡港为切入点，详细分析汉堡当地的金融服务、对外贸易、船舶制造、公共服务业是如何在通货膨胀时代从繁荣走向波动，衰亡乃至崩溃的过程，并在这种深刻的社会现实中探寻滋生出极权主义幽灵的历史根源。
    弗格森认为德国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缺陷，可以直接追溯至1871年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地区后所采取的经济和财政政策。德国南北部的经济发展形态在统一后远未形成共同体，联邦州、市与镇的三级行政体系使得帝国无法有效获得财政收入，政府为此必须通过大量的订单（为帝国建造远洋舰队）和减免税（安抚企业主和劳工阶层）政策笼络北部贸易城市政治上的忠诚。事实上，德国在十九世纪末期至战争爆发前一直饱受通胀的困扰，繁荣的工业增长掩盖了这一缺陷。这为日后德国工商业集团操纵货币贬值掩埋了制度上的雷管。
1923年德国恶性通货膨胀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究竟处于何种目的，是否实现其原定目标等，是作者在《纸与铁》中聚焦的核心问题。在弗格森看来，23年德国悲剧是一系列短期政策投机主导下的必然产物。和约逼迫德国承担大量的货币赔偿，这激起了德国商业界的普遍愤懑，马克的迅速贬值不仅将赔款负担减轻，同时可以刺激德国出口和造成协约国内部的生产压力。但马克的肆意贬值透支了魏玛政府的主权信用度，在1920年短暂的繁荣期间内，德国国内的政治与商业集团各自利用货币贬值带来的机会成本完成资本和投资积累，错失货币改革的关键机遇。同时期的德国马克不得不直接置于国际资本流动和脆弱的国内信贷体系中，后者由于魏玛低下的税收制度和高昂的福利支出而捉襟见肘，在苦苦支撑三年后终于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在弗格森的缜密叙述下，你看不到那种末日来临前的紧张气氛，但透过每一章节罗列的大量不动声色的数据和图表，我们分明能够感觉到整个德国滑向通胀深渊的那种步步惊心之感，客观实证史学著作的审慎魅力正在于此。
    弗格森认为，德国货币灾难的最大受害者不仅是其经济躯体和国家利益，更为深远地是摧毁了整整一代德国人的价值观。当战争爆发时，德国人“宁愿躲进通货膨胀营造的虚假繁荣中”而不愿面对现实，1923年又陷入对金钱深深的绝望之中。《群众与权力》的作者，德国学者埃利亚斯•卡内蒂回忆到 “我从前还认为金钱是某种无聊乏味的东西，但现在我突然看到她可怕的一面，他就像一个挥舞着皮鞭的恶魔，鞭打着周围的一切事物，逼得人们无处藏身。”不久以后，以鞭打大资本家和消灭通货膨胀为志业的纳粹党团登上德国的历史舞台，魏玛德国的各利益阶层最终为自己的逐利和短视付出最惨痛的代价。
    马克思•韦伯曾说过，直接支配人们行动的是利益，而不是理念。但由理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景则如同铁道上的扳道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才推动着人类的行为。德国通货膨胀背景所引起的后果，值得所有的中西方决策者和知识精英反思。
    《纸与铁》是日后弗格森写作的逻辑起点，本书中提及的金融世家沃伯格家族，第一次世界大战，货币崛起等，后来都各自成书而彰显独特体系，读者定能从该书中找到其写作中呈现的价值诉求。弗格森曾经说过，历史学家并非在随意漫游，而是在自我观念的成长中行走，“当前方的道路分叉时，我们以往的经验就决定了我们将选择的方向。”在当下这个危机阴霾久久挥之不去的不确定时代，怀着怎样的现实感阅读弗格森的著作，亦取决于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和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