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与战略

看书的乐趣之一莫过于书中世界与现实世界的相互映衬，犹如看聊斋而见人生百态。近日正读张五常的《货币战略论》，读到兴起时听闻央行出来辟谣，原文大致如下：“日前，有日本媒体称，中国内部正在研究发行印有孔子肖像的500员钞票。央行表示，中国人民银行从未发行过新版500元人民币，也没有发行新版500元人民币的计划。”我当时的第一个念头是，要么杜撰者读过张五常的有关理论，要么就是空穴来风，未必无因。

《货币战略论》是张老多年关于货币理论文章的合集，如果用著作等身来形容张老的产量丰富不算为过，那么他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则可以称得上一生守候了。正如张老自言，“一九七九我开始跟进中国的发展，时疏时密，没有中断过”。（《中国的经济制度》第17页，张五常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出版）《货币战略论》按照时间排序，虽是张老的意见主张为多，但从中大致也可以看出中国改革以来的货币制度沿革。余生也晚，对其所述年代基本也是懵懵懂懂，一是外汇券的年代，这个是没有印象，一是外汇黑市和通胀的年代，那时基本到了银行门口就有人问有没有外汇，而不少家里甚至连酱油都用脸盆装，一是“朱老板”的年代，再下来就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和金融危机的年代。此处划分既不科学，也无凭据，基本是自己想到哪划到哪，然而回想起来竟是沧海桑田。在这风云变化之中看清云上月，那自然是张老一直秉持的就事论事的态度和扎实的理论基础。当然，如果不是中国政府一直以来坚持经济改革的做法，那么即便再正确的理论也会被压力集团视若罔闻，正如张五常笑言美国强烈要求人民币升值就如一人进了便利店买东西非要店主涨价不可，“政治深不可测，可以信矣。”（（《货币战略论》第235页，张五常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出版）

回过头来说说500元大钞的事。在书中，张老的不少理论是一以贯之的，其中之基石莫过于“货币的基本用途是减低交易费用。” （（《货币战略论》第255页，张五常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出版）正是因为以物易物的交换成本太大，所以即便是国民党滥发的法币，也有人提着成捆成麻袋的法币去换钱。也就是基于这个现实，张五常就建议说要发行500人民币大钞——这里还涉及到将人民币推出去作为国际流通货币的想法，因此张老就建议为了更多的人接受建议换个有国际形象的图案。不知道日媒记者是不是真的读到过此文，在我看来论点和说法简直是如出一辙。不过这里小辈倒是有不同意见，一来现在信用卡业务已经逐渐完善，倒是以前听闻拿着几箱现金买悍马的煤老板可能需要，二来既然美元上能印他们的开国元勋，那印个老毛似乎也不为过，而且在泰森等外人眼中，老毛还是偶像来着。

与基石相对应的，则是张老对货币定锚的想法。汇率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对外贸易中长久不衰的话题，张老也坦诚自己在长期观察中出现的错误，但正是在总结教训中，张老提出了关于货币定锚的理论：一种货币必须有锚才能稳定，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以前是金本位或者银本位，清三代的繁荣正是建立在银本位的基础上的，鸦片战争以后白银流失，就引发通缩了——通缩和通胀作为货币制度的一部分，也对经济有着重要的作用。张老在充分肯定了英美的法币制度和“朱老板”的“以一个可以直接成交的指数为锚”的制度的同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以一篮子物品为锚。这个既是重点，也不宜细说，有兴趣的还是看看张老的原文吧。

张老自比书生，货币定锚的理论大致可以称得上书生建言了，然而书生既不在庙堂，自然就有书生的悲喜。一方面张老始终对压力团体乃至政府存着本能的怀疑，前文有说到张老对美国升值论的批驳，对于香港的联系汇率制度，张老也提出正是因为香港没有中央银行才能实施，因为“有了中央银行的设立，货币量的多少会有多方面的考虑，而压力团体的各种手段也不能视若无睹”。（（《货币战略论》第75页，张五常著，中信出版社2009年出版）而另一方面，书生对制度的建言则充满了期盼乃至恨铁不成钢的情怀，正如他在《外汇管制可以休矣》一文前作者按所说：“本来公布了一九八六年停止使用的外汇券，因为这篇文章而决定保留……二〇〇九年我还疾呼要解除汇管，骂的是不少沙石仍然存在。”如果这回500元大钞发行真是空穴来风的话，那么张老又该如何作想呢？该书名为《货币战略论》，货币理论张老是对的，而战略二字实在是多方角力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