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女婴

原文摘录下册15章《杀女婴》。赖建诚老师有很多文章在网上流传，启发各地读者，但是这篇文章流传不广。个人认为这篇文章非常重要，应该让更多人看到，希望看过的人也可以去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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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到某位孕妇流产，我们会替她感到婉惜。听到新生儿夭折，那还得了：没来得及喜悦就遭逢变故，一年来的辛苦孕育前功尽弃。其实还有更可怕的事：受迫于粮食或各种原因，必须狠心结束幼年骨肉的生命。这些事古今中外都有，缺粮时期尤其容易发生，中国史上较特殊的现象是杀女婴。宋朝苏轼写过这类的事：饥馑时若家里已有男孩，父母会在冬天冷水里，闭紧双眼溺杀女儿，增加男孩的生存机会。

8岁前夭折者（因病或人为死亡），通常不行葬礼，未婚女性过世者不列入族谱，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在掩饰杀女婴的惨事。对这种事知情者避谈，又无统计数字可分析，虽然知道民间有此习俗，研究者如何取得可靠证据呢？

1935年黄河在山东西南部发生严重水患，省主席韩复渠（1890-1938）展开大规模救灾，其中最重要的作为，是广设难民收容所，据以编写《山东黄河水患救济报告书》（2册），内含两项重要统计资料。(1) 1935年9-12月间，在难民营死亡的10,296人，他们的基本资料：姓名、性别、年龄、原籍、死亡日期与地点。(2)同一时期出生的3,392位新生儿：父母姓名、母亲年龄、婴儿性别、出生地点、日期、父母籍贯。把这些数据输入计算机后，可以做出许多排列组合的表格，细节稍后详述。

养育过子女的人，大概有个共同经验：平均而言，男婴较易病痛看医生，女婴较体健少病。就人类的自然出生比例来说，通常是105（男）比100（女）；就平均寿命来说，女性的预期寿命高于男性。

然而山东难民营的统计，告诉我们相反的答案：夭折的婴幼儿中，女性明显大于男性。虽然没有杀女婴的直接证据，但诸多的统计分析结果，逐步地让我们从间接证据中，承认一个推论：在衣食无缺的难民营中，女婴的异常高死亡率，恐怕是人为的成分居多。现在终于能用计算机来分析大样本，间接证实汉文化的杀女婴习俗。以下解说1935年山东黄河水灾的背景，与难民营资料分析的证据。

1935年的水灾，始于7月中旬的大雨，山东西南部靠近大运河的郓城和荷泽，先淹了大水。一星期后大运河决堤，淹没济宁地区。7月28日已有40万灾民，露宿运河堤防上。到了8月中旬，黄河的大水淹没所经之地，22万灾民涌向济宁火车站附近的收容所。此次受黄河大水影响的还有江苏、河北、河南三省，但以山东的情况最严重。山东灾民涌入邻近的河南，对铁路和城市造成很大困扰，中外人士积极捐献救助。

依据9月初的统计，山东的济宁、嘉祥、巨野、郓城、荷泽、鱼台等十个地方，总人口约3.6百多万，其中有2.3百万多是灾民（64.62%）。到了9月下旬，外送到各地收容所或难民营的灾民，只有27.17万（11.68%），另有2.85万人因老弱残疾无法离开，住在当地的收容所，还有1.87百万人（80.62%）需要协助（无人照管）。

这次水灾影响4省，国家的救助犹如杯水车薪，必须靠中外各界捐款。灾民送抵救助站后，先分送到学校与公共建筑内安顿。基本的原则是男女分住，百人到千人编成一个大单位，家人可定时会见，食物每日配给两次，成年人每月可领1.8元，每日有2餐，供应医疗与粮食。还提供娱乐节目，目的是要和当时提倡的「新生活运动」、「农村重建」配合，希望灾民返乡后能改变旧习俗：剪辫子、放缠足、识写字。

在韩复渠省主席的强势领导下，有几项重要的作为：(1)用铁路运灾民。(2)提供灾民教育机会，要求讲究卫生。(3)搜集灾民资料，出版两册救济报告书，一方面向外界宣传山东的政绩，二方面提供日后各省救灾时参考。

从这两本救灾报告，可以看出几项基本统计：(1)灾民来自78个县。(2)在有照料的难民营内，1935年9-12月间，竟然还有10,296人死亡；未得到照料者，死亡比例必然更高。(3)各县的死亡率相当平均，大都小于2%，只有省会济南的死亡率高于9%。(4)但前述的十大受灾县死亡率特别高，前三名是：济宁（26.5%）、嘉祥（19.3%）、巨野（17.9%）。(5)以月份来说，1935年9月的死亡率17.5%，10月40%，11月26.5%，12月15.9%。(6)死者中以幼童占大多数：11岁以下的80%，5岁以下的63.5%。(7)女性的死亡率51.4%，男性47.6%。(8)这3个月内，共有3,392名新生儿，籍贯遍及78个县，各县的出生人数相当平均：9月份的新生儿有259人，10月922人，11月1,040人，12月1,146人。

以下把重点放在婴幼童的死亡比例，以及母亲的岁数。从各项统计表格，得到两项主要推论：(1)愈年轻的母亲，愈有消除女婴的倾向，因为她们要把生育的资源与机会，留在日后生男婴。(2)同时有男女婴的母亲，在逃难的状态下，较倾向于留下男婴。主要的左证数据如下。

(1)先从年龄与性别，来看1935年9-12月间死亡的10,296人，统计上的几项分布。(a)在没有申报年龄的死者中（应该是刚出生者），女婴的死亡率是66.7%，男婴的死亡率33.3%，这违反我们的日常经验。(b)同样地，在2到7岁的幼童中，女童的死亡率都超过50%，男童低于48%，这也违反常识。(c)但15-20岁的死亡性别就正常了：男大于女。

(2)有母亲身分的女性中，30岁以下的人数有50%，表示逃难者中年轻人占多数，老弱残疾者较不愿或无力远离家园。

(3)正常社会的男女比例，约是105比100，但难民营婴儿的整体男女比例，竟然高达150比100。更奇怪的是，如果依母亲的年龄组，来看婴儿的性别比例，就会看到：(a) 20岁以下的母亲中，男女婴的比率高达188比100，表示年轻母亲对性别的选择非常明显。换句话说， 20岁以下的母亲，最有不保留女婴的倾向。(b)这个比例，随母亲的年龄组增高而下降：21-25岁母亲的男女婴比例，是167比100；26-30岁组的降到137比100；46岁以上者只有123比100。

(4)在难民总人口内，7岁以下的只占13.7%，而在正常社会里，大约是44%到48%，表示难民营内：(a)不带小孩逃难；或(b)放弃7岁以下的小孩，尤其是女孩。

(5)以济南地区为例，5岁以下的死亡率高达64.7%，6-10岁的死亡率约17%，但51-60岁的死亡率只有1.9%，61-70岁的只有2.5%，70岁以上只有2.9%。这是违反常识的数字，因为在衣食药品无缺的难民营内，70岁以上的死亡率不可能只有2.9%，而5岁以下者竟然高达64.7%。这表示5岁以下的死亡，是人为选择的结果。

(6)在正常的社会里，20-24岁群组的女性，应该有27%具母亲身分，但在难民营中只有17%。这表示24岁以下的年轻妇女，有放弃母亲身分的倾向。也就是说，如果放弃幼婴，就显示不出她们是母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她们还年轻，日后还很容易受孕。相对地，25岁以上的妇女，具有母亲身分的百分比，在正常社会和难民营中，并无显著差别。这表示：(a)年龄较高的母亲，子女岁数较大，已无法放弃子女。(b)她们日后的生育机会减少，不敢轻易抛弃子女。
        
(7)如何证明愈年轻的母亲，愈有放弃女婴的倾向？1岁的男婴死亡率约30%，而1岁的女婴死亡率高达70%，两者相差太大。2到7岁的男婴死亡率，约45%到48%之间，2到7岁的女婴死亡率，在53%与50%之间，两者相当接近。这表示1岁以下的女婴，被牺牲的倾向非常明显。

(8)若以1935年山东洪水的死亡率，和1943年孟加拉国饥荒的死亡率对比，更可看出汉人对男女婴的选择偏好。(a)在1-5岁组中，孟加拉国的死亡率是9.2%，山东高达60.6%。(b)在6-10岁组中，孟加拉国是18%，山东是17.3%，双方接近。(c)在20-30岁组中，孟加拉国是12.3%（表示这些青壮年人真的是饿死），而山东只有1.5%（表示并无生存危机）。这3个例子就足够说明，山东在衣食无缺的状态下，高达60.6%的幼儿死亡，是人为选择的结果，竟然比缺粮的孟加拉国（只有9.2%），还高6倍以上。

杀婴是做得说不得的事，知情者掩鼻避谈。幸好有这两本水灾救济报告书，让研究者从间接证据中，推证年轻女性杀女婴的倾向。重男轻女不是传说，而是血泪的残酷事实。不必谴责这些下毒手的年轻女性，因为背后有几股文化力量，在逼迫她们必须这么做。真正的凶手可以是社会习俗，可以是公婆，更可以是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