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年代的民主与法治

上一个龙年，网上疯传取笑央视的《大史记：分家在十月》在结尾处，将《国际歌》的歌词改为“公正、平等、民主和自由，就从来没有实现”。但没想到的是，其后的中国正印证着这个预言——在加入世贸后，迅速演变为世界工厂，城市化建设中房地产行业的暴利，民工讨薪的艰难与拆迁引发的群体事件，都标志着中国的贫富分化逐渐走到了极端。由此，改革走上了邪路还是改革不彻底的辩论，号称“新左”和“自由主义”的争论，不绝于耳。
在这本《资本主义精神与社会主义改革》中，郎咸平教授追根溯源，试图从《国富论》和《资本论》这“新左”和“自由主义”两大理论源头，来说明：知识分子的左右之争都是意气用事，如何采用民主和法治的形式，防止权力和资本勾结的腐败，才是迈向和谐社会的必由之路。无可置疑，资本主义诞生之初，就是为了破除封建社会的出身不平等，然而，其后他又用财产的不平等加剧了社会矛盾——这不是说，依靠勤劳致富的财富遭人嫉妒，而是在获取财富后，资本勾结权力进而垄断，用郎教授的话说，就是把自己的富裕建立在别人的贫穷之上，从而激发了全世界范围内的激烈冲突，几乎使人类面临毁灭。然而，绝对平均主义的失败又说明，我们要反对的是权力与资本的合谋，但每个人追求财富的权力和精神，是应该提倡和鼓励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社会革命的诞生，往往是社会的中下层人民达成了一种共识：只有革命才能改变目前的不公正。而这往往意味着一个前提，那就是上流社会（确切的说，就是权力和资本）已经相互勾结，铁板一块，底层向上层流动的通道已经被堵死。无论是中国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还是欧洲中世纪之后爆发的资产阶级革命，其基本社会原因，都是如此。所以，前几年发生的贵州瓮安、湖北石首的群体事件，都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而目前广东的乌坎事件，由于政府最后还是为老百姓做主，没有与资本合谋，事件就没有发展成为类似于革命的骚乱。贪小利而忘大义，是资本家腐蚀官员的常用模式，而从政治高度及全局来考虑事件的影响，则是政治家的智慧，试想，如果没有温总理10年前为农民工讨薪，春节期间下矿井慰问，中国的制造业何以迎来十年大发展？维稳的核心不是预算的多少，而在于是否让民众看到希望。这正如讲政治的核心是，政府官员要成为政治家，而不是政客。
或许有人说，在金融危机面前，西方的民主和法治似乎并未帮助他们脱困——在华尔街的金融危机导致欧债危机后，欧美在中国制造的廉价商品面前，失业率和债务居高不下，骚乱和抗议此起彼伏。与此同时，华尔街的资本和硅谷的技术源源不断地涌向中国，时代周刊将年度人物授予中国工人——中国也以此证明了自己是最勤劳的民族。那么中国为何还需要民主和法治呢？原因只有一个，下一个十年，我们需要用创新来证明自己还是最智慧的民族。在这点上，民主和法治所提供的公平环境，能使人们的智慧集中在产业升级和技术革新上，而不是通过社会革命的方式来获得基本的生存环境。在这个动荡的时候，美国的科技行业仍然领跑全球，欧洲的时尚奢侈品在中国销量翻番，且将大量工作岗位放在中国，而且并未引起他们本国人的抗议，这不能不说，是经济自由发展中法治的力量。大家需要的是公平创新、平等获得教育和医疗的机会，而不是贫穷后就去吃大户——苹果公司的现金储备超过了美国政府，没有人去非议，因为，那是人家应得的。相反，“占领华尔街”的风生水起，是因为政府的财政部长是出自于华尔街的银行家——银行在与政府勾结后，用纳税人的钱去填投资银行的亏空，且亏损期间，投资银行的ceo薪金还在不断增加，这就难怪人们会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走上街头进行抗议了。
中国现在面临的局势与80年代初期、90年代初期已经完全不同，单纯依靠领导人振臂一呼来发动下一轮改革已经不现实，以往要求国退民进、破除垄断，是为了提高效率，但长远来看，效率的提高更多的还是要依靠科技创新，而不是通过牺牲公平的铁血管理。如果说法治是保证每个人创新的自由以及成果不受侵犯，那么，民主则是共赢互利、社会稳定、人际和谐的保障，两者同时兼备，才是治理信仰缺失、转危为机、可持续发展的良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