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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咸平和杨瑞辉这两位大学者出的这本小册子主要是阐释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内地似乎并不需要太多的讨论，中学的政治课就有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到了大学就更是变本加厉，不管你的专业是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必修课。所以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来说，马克思主义都可谓倒背如流。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以至于形成讽刺的是，现下的中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并不多。尤其是在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早已大行其是，甚至被奉为圭臬。而在一些官方领域，所提倡的马克思主义也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渐行渐远，变成了教条主义或者干脆就变成了口号。“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已经抽象化、概念化、工具化、符号化、空洞化。
在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来到来之际，实际上我们真的有必要反思一下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究竟了解多少？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深入研究过这位伟大思想家、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我们对他到底有多少误解？又有哪些东西是我们所不曾发现的？就像郎咸平教授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就连“共产主义”这个词都是存疑的，communism原指和谐社会，而胡适很可能是受苏联革命均分财富的影响，把communism“直译”成了“共产主义”。而不管“共产主义”究竟是指什么，说到底它不过是一种经济手段而已，而不是目的。马克思主义最终的目的是消灭阶级，马克思曾在早期的著作中指出：“无产阶级将废除自己作为最高统治阶级的至高无上的权力。我们将拥有一个全新的组织，这个组织取代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社会。在这个组织里每个人都能自由发展，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是所有人都能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可见，马克思并不想建立一个极权的社会，然而不知为什么，曾经的苏联和新中国的前三十年都把“斗争”放在最高的位置，政权只看到了马克思说“阶级斗争”，却没有看到他所希望的和谐。马克思高度提倡自由，且提倡高度的自由，而苏联和“文革”时期的中国却无视人们应该有的自由，极力打压自由。于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极片面的，是工具化的。而且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马克思上述的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每个人的自由发展也就是所有人都能自由发展的前提条件”，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论述是多么相似！两个人都提倡“每个人的发展就是所有人的发展”，只不过马克思的重点在“自由”而亚当·斯密的重点在利益。
郎杨二位的这本小册子的第一章就探讨了亚当·斯密的“社会主义情怀”。我不知道那些新自由主义者看到郎咸平把他们的老祖宗拉到了社会主义阵营会有何感想？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亚当·斯密的悲天悯人情怀。在《国富论》当中，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都要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论述成为了经济学人讨论经济学的前提。然而亚当·斯密所说的“自私”有他自己的定义，这个定义是什么，只要翻翻《道德情操论》就可以洞悉。在《道德情操论》当中，亚当·斯密用了一个严密的逻辑来论证人是自私的，于是人要行善，要做好事，要无私。而一心关注数字的某些经济学家只看到了《国富论》而无视《道德情操论》，他们的理由也很充分：《国富论》是经济学，他们研究的就是经济学，而《道德情操论》同伦理学，和经济学家无关。《国富论》就这样被断章取义，伟大的亚当·斯密就这样被割裂！
鲁迅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说一个人成名之后，他的名字就会变成后人利用的工具。马克思如此，亚当·斯密也是如此！而我们中国在“利用”名人的时候往往是接受的时候是有限的，排除的时候却是无限的。从马克思到亚当·斯密，都没有真正深刻地去接受他们的思想精髓，结果从马克思那里学了个“斗争”却忘了自由，从亚当·斯密那里学习了一个“看不见的手”却忘了政府应该起到公平的作用。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现象：我们学习别人的时候只学了一个皮毛，而丢弃宝贝的时候却是眼睛都不眨一下。郎咸平在这个仅一百六十多页的小册子里几次提到我们的改革是医改之后看不起病房改之后住不起房教改之后上不起学，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学习外来的理论的时候太片面，学习国外实际的时候又太表面，急功近利气躁心浮，最后就什么都变成了四不像。
香港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却捧起了马克思的“臭脚”，我想郎杨二人的这本小书会引起一定的争议。“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马克思的这句话在这本书里出现过三四次，这句话其实正说中了当下中国言论界的死穴。既然郎杨二位看到了这一点，也就无所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