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欲富，先自诊

国欲富，先自诊——经济学的临床药方
李华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275b420100evl4.html
  
自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以来，困扰经济学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一个贫穷国家采用什么样的经济手段才能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富裕起来。对于这些问题，如果你去询问十个经济学家的意见，通常你会得到十一种甚至更多的答案。经济学家们这种“一方面……，另一方面……”的说法，常常让经济学本身陷入某种尴尬的境地。
 
例如对于经济增长这件事情，经济学家的意见就从来没有统一过。例如同意“华盛顿共识”的经济学家可能会为处于困境中的国家开出一连串经济学的政策措施，包括：开放国际贸易，清除贸易壁垒，取消价格管制，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以及结束对资本市场的管制，实现货币自由兑换等。这一系列政策处方严格按照标准的教科书的模式打造，按理说，采用这些方法的国家就应该获得经济增长的果实。但令人遗憾的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尤其是将这一套新古典经济学的标准程序应用到拉美国家之后，拉美地区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高增长，反而经济情况恶化，得了所谓“拉美病”。
 
而且纵观过去50年的世界经济史，就会发现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中国和印度并不完全符合“华盛顿共识”的标准药方，但是却获得了令人称赞的经济增长。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使得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幅度减少，这也被称为“中国奇迹”。因此，有部分经济学家就提出，是不是存在一种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模式的“北京共识模式”，这种模式能促成经济的快速增长。这种说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对于“北京共识”的“共识”也没有形成，又陷入了对“中国奇迹”解释的纷争之中。
 
当然，仅仅启动增长还远远不够，如何维持可持续的增长才是更关键的问题。而回答这一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需要因地制宜，需要实事求是，这正是罗德里克在《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一书中所强调的。罗德里克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拥护者，不过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例如弗里德曼、施蒂格勒等）不同的是，他认为政府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并不是负面的，政府有可能会做对事情促成增长。这种态度，相对来说是更为务实的，而经济政策显然需要这种务实的态度。
 
罗德里克指出新古典经济学分析所具有的灵活性远比其政策领域的实践者想象的要大得多。特别是那些处于第一等级的基础经济学原理：产权保护、市场竞争、激励兼容和货币稳定等。不管是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都是基于上述基础原理而发展的，这也是罗德里克所谓的“相同的经济学”的含义所在。但在这些第一等级的原理下并非只有一个唯一的政策组合，根据各个国家的不同情况，将这些经济学原理进行打包组合设计改革方案时，改革者所拥有的政策空间其实是相当大的。而成功的国家正是在政策空间里选择了合适的政策组合，从而迎来了经济增长。
 
但启动增长之后要维持增长，这一艰巨的任务需要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基础进行调整，以便赋予经济体系抵抗各种冲击的能力，保持生产活力。也就是说，制度基础对应“相同的经济学”，而政策空间对应的是“不同的政策处方”，对于制度基础的共识不应该成为选择不同政策处方的障碍。这是罗德里克提供的真知灼见。
 
罗德里克还提出了“增长诊断法”，为如何选择合宜的政策处方指明方向。例如罗德里克指出如果一个国家的增长受制于其金融发展，例如说有较高的实际利率，较大的经常账户赤字，投资高度依赖于外部资金流入等，那么增长诊断法首先分析是上述哪一个具体领域对增长构成了最大的制约，这也就意味着政策处方有时候并不一定是一个全盘的改革方案，而是区分轻重缓急和改革的优先秩序，而在最大的制约方面只要有轻微的放松，就可能带来边际上的巨大增长。在上述例子中，假如说较高的实际利率是最重要的方面，那么就要问为什么实际利率高，换句话说为什么社会的投资回报率低。紧接着要问的问题是导致社会投资回报率低的原因是什么？是区位不佳，人力资本水平不高，还是基础设施配备不足？然后诊断分析继续深入知道找到最主要的制约因素，从而便于采用具体的政策来加以改变。而如果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诊断，而光凭教条式的解决方案，或者按照我们通常的说法是中国如果照搬美国的经验，就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总之，罗德里克指出要形成一个增长战略，需要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进行增长的诊断分析，第二个步骤是进行政策设计以适应当地的情况，第三个步骤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需要加强经济的制度基础，保持经济的活力。那么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什么样的制度基础才能保持经济活力呢？经济活力首先依赖于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罗德里克通过对产业政策的分析表明，好的产业政策实际上是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战略合作的过程，目的在于寻找制约投资的各种障碍并协调出合适的政策加以克服。这当然需要大量的本土知识，罗德里克明白无误的指出，民主作为一种参与性政治体制能够极大程度的利用本土知识，从而使得民主制度成了一个好的经济制度的“元制度”。
 
但一个不容争议的事实是，没有采用民主制度的中国和采用民主制度的印度，都是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的经济增长明星。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各国的不同经济表现，又该如何解释呢？围绕全球化展开的三种典型思想路径是：支持、反对及超越。发达国家的确消灭了赤贫现象，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却有拉大的趋势，而且发展中国家内部的贫富成两极分化的趋势。技术进步和制度上的改善，使得“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但富裕起来的人群开始利用制度上的便利进一步攫取资源，使得贫困现象未能得到有效改善。
 
加上亨廷顿阐释的“文明的冲突”，导致全球化并没有将世界连成一个整体，而是互相冲突的世界观在竞争由于全球化带来的收益，造成的将是分崩离析，是蔡爱眉所谓的《起火的世界》，而不是“平的世界”或者“合作的世界”。同时，在落后国家内部的冲突也变得越来越激烈。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构成的三位并不一体的框架，在给穷国贷款的同时，附加开放贸易、政治改革等一系列条件，结果并没有使得穷国最基层的人民获益，反而是政治家攫取了其中的大部分利益，普通民众的境况改善不多。尤其是在拉美政权频繁更迭，对民众福利产生严重损害。伊斯特利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提到赞比亚的例子，援助使得赞比亚的人均收入下降到了600美元，比赞比亚刚刚独立时低了三分之一。这种落后国家内部的困局，也让人对全球化充满了怀疑。
 
另外一个批评来自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卢卡斯。在《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一书中卢卡斯指出一个明显的悖论。通常而言，穷国的劳动力成本低，富国的劳动力成本高，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的话，就会有较高的资本回报率。但统计却表明资本主要仍旧在富国之间流动，流向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尽管数量不少，但与富国之间流动的资本相比，仍旧是小巫见大巫。资本的嗅觉是最灵敏的，但资本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全心全意拥抱穷国。
 
罗德里克的回应是提出了一个“罗德里克弱不可能性定理”，即经济一体化（或者说全球化）、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难以同时兼得，也就是说，效率、公平与合法性很难同时具备。但之所以是“弱不可能性定理”，也就是说还存在这种可能。这可以解释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不同道路。而最为关键的是在相同的经济学的指导下选择不同的“因地制宜”的政策处方，才是“经济学的临床药方”。好的经济学必须是“临床经济学”，而“临床经济学”隐含着必须要尊重“地方性知识”的要求。或许这种更加务实的态度可以避免陷入主义之争，而专注于问题的解决，而这正是不同流派的经济学的共同之处。
 
丹尼·罗德里克著：《相同的经济学，不同的政策处方》，张军扩等译，中信出版社，2009年6月第一版，34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