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逻辑

        《真实的中国》是近年《财经》杂志关切“中国模式与城市化”议题，集纳而成的名家短论。现在这个节点翻看，有几重时过境迁的感慨。
        一是今年三季度经济数据才发布，7.8%的GDP增速，总算令人对此前百爪挠心的宏观经济略舒了口气。遥想当年挥洒4万亿的纵横捭阖，导致如今产能过剩几成定局，实体经济也仍在苦苦为转型挣扎，不免唏嘘。
        二是不久之前，“中国模式”和“北京共识”还是频繁见诸报端的说辞。沐浴着“大国崛起”的春风，高校之内也摆论坛、开讲座，举凡稍具特点，都能进入“中国模式”的范畴，成为一时显学。也就一年多时间，外资机构唱空中国经济之声此起彼伏，国人再谈共识、模式，似乎也失去了唯一能引以为傲的数据支持。
        三是罗纳德•科斯教授驾鹤登遐，再看为《真实的中国》所作序言，提到中国缺乏一个开放的思想市场。“一个运作良好的思想市场会培育宽容，这是治疗偏见和自负的良药。”这当然是说给经济学家听的。惜乎眼下思想对峙不乏其例，论宽容似乎言之尚早。遗铎未奉，解释中国经济乃至改变经济学，长路漫漫。
        因为拉长了观察的时限，透过这些感喟，大略能明白《真实的中国》一书的意义。在谈论中国模式、城市化以及户籍、劳动力与土地时，由于各抒己见，书中不乏共识，也存在分歧。
        譬如，黄亚生谈“中国模式”，观点就具有代表性：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是产权改革和市场深化，其中起重要作用的是创业精神和活力。这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全球普遍的经济原则。换言之，中国独有的经济长虹，并没有太多“原创内容”，更多是依循先进经验。
        由此，一个问题浮出水面：当后发优势遭遇瓶颈，如何破解，以便继续升级？官方的答案是转型，而转型的重要内涵是城市化。
        在中国，如此众多的农民工，如此敏感的土地流转政策，如此众所周知却不便明言的地方财政构成，回避城市化就无从谈起。关于这个大问题，书中有不少洞见。多年来，中国大量城市走的都是工业化领先城市化的道路，产业由行政划定，公共服务配套却远未跟上，难以合理地集聚人。同时，对三农的歧视性政策又迫使大量人口涌向城市，进而造成“拥挤效应”，“城市病”层出不穷。只见兴市，不见人居，顶着城市化、城镇化的大课题，如何满足人的幸福感，不妨从书里寻些灵感。
        应然层面的城市化讨论属于“梦想的天空”，实际的人口流动、迁徙，必然与户籍、土地、劳动力挂钩。2亿多农民工不能在城市享有同等的公共服务，家乡的土地不能盘活使用，说小些是劳动力的浪费，往大里想也可能是社会问题的渊薮。其间种种，书里都有清晰的罗列。
        为此，虽是散论，《真实的中国》背后却有清晰的逻辑。如果硬要说不足，大抵是相类的观点择取太多，缺少异见，持论固然开明，却还未臻“开放的思想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