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话,我更喜欢它的英文原名:how to measure anything,如何量化一切。作为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绩效考核越来越多地运用到了公司管理和政府管理上,甚至有成为负担的趋势。然而,在作者看来,通过绩效考核并没有错,错在人们找错了方法,或者想错了目标。
作者以三个关于测量的故事为引子,讲述了作者关于量化的看法:一切皆可测量,关键是找对方法。这使我想起了关于洗澡盆与国王王冠的故事。当人们不能用损坏王冠的方法来检测王冠的成色时,或许换另一种方法会更为有用。
而在论述量化的诸多误区时,作者关于量化的看法也足以让我们耳目一新。比如数字仅仅代表相对位置,一部四星的电影肯定要比一星的电影好看,但你不能说你看一部四星电影所获得的快乐就相当于你看了四部一星的电影。多少部小时代,都无法累积成肖恩克的救赎。在比如,量化的目的不是为了绝对精确,估算有时候也能为我们的决策提供参考。
可以说,作者的测量正是建立于决策参考这个基础之上的,所谓“无量化,五管理;先量化,后决策”。而讽刺的是,当我们开始各种绩效考核时,我们已经忘记了决策服务这个最基础的出发点,为了考核而考核,甚至出现为了成绩而作家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而从绩效制定者而言,有时候也混淆了决策的作用,为了排名而排名,最简单的就是用加权或者直接用平均分数来决定一个部门或者人的排名。如果一个人各项都打10分,绝对要比一个人一门打100分,其他都是0分的人强。这看起来有可比性,实际上,数据的目的是要告诉你,你该从哪方面努力罢了。
当然,作者在畅谈量化的全覆盖与作用时,并没有忘记提醒我们量化的伦理思考。最现实的例子,或许就是一个人死了该赔多少?在中国,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显然是不平等的,而即使在其他地方,也面临着由于身份、年龄和收入直接导致的不平等。但试问,人这一条生命不应该本来就平等吗?不过,作者给出了一个退一步海阔天空的答案:如果在高度不确定的情况下凭空想作决策,那么政策决策者或商人就极可能错误地分配有限的资源,这就好比拿我们的生命在赌博。说白了,即便我们认同个人价值的绝对主义,在制定政策时,人们天然地偏向了边沁的功利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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