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安然到高盛

四年后，也即是2007年，Gladwell就安然事件撰写的第二篇文章“The open secrect”（《公开的秘密》）发表。在转述此篇旧文之前，且耍个花枪，来看看新闻——美国SEC诉高盛案（SEC在一项民事诉讼中，起诉高盛公司误导、欺骗投资者）。

此间曲折，还数维基百科“高盛”词条说得简明。大致是：高盛设计出一项CDO产品，卖给两方客户。一方客户是保尔森对冲基金（Paulson & Co），看空；对头的一方包括ABN Amro（荷银）和德国的IKB银行。次贷危机来袭，作为此项CDO产品基础的次级抵押贷款化水，多头亏得要当裤子，保尔森对冲基金大赚十亿，高盛也稳稳收取一千五百万美元的手续费。

问题不在于发“国难财”，而是SEC认为高盛在对客户的信息披露方面有亏。高盛将此CDO产品卖给客户时，说该产品以之为基础的抵押贷款组合经过独立第三方ACA公司的“审核”，但高盛没有告诉ACA公司——也就没有告诉客户——的是：正是保尔森对冲基金“帮助”高盛“挑选”出了抵押贷款组合，而保尔森对冲基金对这些组合实际上就是看跌的。

这些话讲起来颇绕。且让我举个例子。假定高盛开了一家鞋店，不过他卖的鞋不是实际供人穿，而是让客户来猜使用寿命的。ACA公司就是鞋的制造商，他对鞋的整体质量负责。保尔森对冲基金呢？是鞋垫、皮革和钉子等部件的供货商。这个供货商乃高盛指定，ACA公司只管来料加工，并不知晓保尔森基金的扮演角色。现在的问题是，保尔森对冲基金已然知道这些部件的质量不佳，做出来的鞋也是“行之不远”的概率大，于是在供料之后又去鞋店押宝——押鞋子穿不得几天。此事高盛知道，ACA公司不知道，其他的客户也不知道。所以看起来这像是庄家与赌客传统，实在罪责难逃。

可是且慢，ACA公司也好，荷银和IKB，都在道上混了多年，理当老奸巨猾，本该仔细分辨鞋之优劣，一朝走眼，愿赌服输，又岂能推与他人？

“高盛就像鞋店，而ACA公司就像制鞋厂......就好像鞋店把鞋的品牌、制造商都告诉顾客了，但是，鞋店是否还必须告诉顾客，那个制鞋商的鞋垫、皮革、钉子等部件的供货商是谁呢？再下去，鞋店是否也要披露制鞋商的那些供货商的原材料是由谁提供的，他们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等等，依次披露下去，界限到底该在哪里？”（陈志武，《经济观察报》，2010年4 月26日）

好了，再回到Gladwell在《狗之所见》中的这篇文章。在文章里，Gladwell追问的仍然是安然为什么撒谎的问题，但结论较之四年前已有些微的不同。他发现，在“信息时代”，随着会计准则和金融工具的日益复杂，上市公司对投资者的信息披露很难判定究竟是否“充分”，或者根本就做不到充分。

安然当年被诉，其中一个理由是利用所谓“特殊目的公司”（SPE：Special Purpose Entity）来转移负债，装饰资产负债表，从而误导投资者。安然这样的SPE有多少呢？超过三千家。对每一家这样的SPE，要达到“充分”披露，至少需要写一千页。即便经过缩写简化，再缩写简化，要披露三千来家SPE的重要事实，也需要密密麻麻写上两百页。这样的信息披露对投资者真有帮助？

安然并没有将秘密“埋”起来，它在会计报表附注的“关联交易”一节对SPE有了披露。这披露可能真的不充分，可如果它本来就做不到充分呢？

安然的第二宗罪是利用所谓“市值计价”（Mark-to-Market）的会计方法，来高估当下的收入。不过再一次，它没有把这个信息“埋”起来。事实上，Gladwell回溯了安然从被质疑，到被揭发、到最终破产来的过程，发现最初的质疑者都是仅仅通过阅读安然的会计报表就看出了问题。只不过即使这些专业的财经记者、投资者和会计学教授，要“看”出问题，所费时间也不短，要一个月，有的要两个月。因为现代商业、金融和会计准则已经复杂到了这样的程度。有的质疑者甚至认为，很难说安然是否蓄意欺骗，因为他们自己可能也搞不清楚其间利害。

Gladwell认为这便是puzzle（谜题）和mystery（迷惑）间的区别。“水门事件”是个谜题，谜题有明确的答案，只需“深喉”一出，信息足够，自然水落石出。“安然事件”是个迷惑，信息不少，可能还太多，而且信息越多越乱。谜题解答的关键在于信息的“传送者”，因为“答案就在那里。” 一进入“迷惑”时代，解读者的能力就变得最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