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那些不理智的人现出的思考力和创造力

一、《一九八四》与《美丽新世界》的启示

    1949年，英国人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的长篇小说《一九八四》出版，描绘了一个他所担忧的、也许就在前方的1984年的世界：人们将被独裁统治所奴役，从而失去自由意志。
    早在1932年，英国小说家、博物学家奥德斯•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ey，1894-1963）也已经出版了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以描绘一个他所担忧的未来世界：人们会渐渐爱上并崇拜那些使他们丧失思考能力的工业技术，从而失去自由意志。
    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担忧人们因为受制于痛苦而失去自由，那些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
    而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却是担忧人们会由于享乐而失去自由，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两个世界，两种力量，哪个才是最让人忧虑的警示？


二、我们的心智与媒介的隐喻

    媒介承担了我们心智的表达，和我们语言的形式，我们越来越依赖它们参与社会。
    “我们认识到的自然、智力、人类动机或思想，并不是它们的本来面目，而是它们在语言中的表现形式。我们的语言即媒介，我们的媒介即隐喻，我们的隐喻创造我们的文化内容。”
    我们总愿意说“追求真理”，但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是同表达方式密切相连的。真理必须穿着某种合适的外衣出现，否则就可能得不到承认。
    显然，真理也是一种心智上的偏见。


三、印刷机：一种话语结构

    刘易斯•芒福德在1934年出版的著作《技术与文明》中写道：
    “印刷书籍比任何其他方式都更有效的把人们从现时现地的统治中解放出来......铅字比实际发生的事实更有威力......存在就是存在于铅字之中，其他一切都将渐渐成为虚无。所谓学习就是书本的学习”。
    事实上，早在16世纪，人们的认识论发生巨大变化之时，任何一种知识，都是要通过铅字来表达和传播的。
    真正统治人们思想的并不是撒旦，而是信息技术。那个时候，是印刷术。
    1638年，当时只有两年历史的哈佛大学有了第一台印刷机，之后不久，波士顿和宾州也有了自己的印刷机。
    17世纪末，为了争取信息自由，美国人开始涉足报纸。
    1704年，《波士顿新闻信札》正式出版，此后，《波士顿公报》（1719）、《新英格兰新闻报》（1721）相继问世。1730年之前，有7份报纸定期在4个殖民地出版。1800年之前，报纸数量上升到180种。到了18世纪末，美国拥有相当于英国2/3的报纸，而人口只有英国的一半。
    由于印刷品的广泛传播，殖民地美洲并没有形成文化贵族。因为阅读从来没有被视为上等人的活动，托马斯•潘恩于1776年1月出版的《常识》能在3个月内卖掉10万册，也就不足为奇了。
    亚历西斯•德•托克维尔在他于1835年出版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在美国，各党派之间不是通过写书来反驳对方的观点，而是通过散发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以惊人的速度在一天之内迅速传播，而后消失......枪炮的发明使奴隶和贵族得以在战场上平等对峙，印刷术为各阶层的人们打开了同样的信息之门，邮差把知识一视同仁地送到茅屋和宫殿前。”
    印刷机不仅仅是一种机器，更是话语的一种结构。


四、图书馆与演讲文化

    19世纪的美国，所有地区都形成了以铅字为基础的文化。图书馆数目成倍增加，专门为劳动阶层开设的图书馆也开始出现，并成为提高文化教育的手段。
    与此同时，演讲厅也得到了空前的普及。
    1835年，美国15个州有3000多个演讲厅，“几乎每个村庄都有自己演讲厅”。美国比任何一个社会都痴迷于铅字以及建立在铅字基础上的演讲术。
    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道：
    “美国人不会交谈，但他们会讨论，而且他们说的话往往会变成论文。他们会像在会议上发言一样和你讲话，如果讨论激烈起来，他们称呼对话的人‘先生们’。”
    1858年，亚伯拉罕•林肯与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七场著名的辩论在伊利诺伊州的奥拓瓦拉开序幕。所有的辩论都在狂欢节一般的气氛中进行：乐队高声演奏、小贩叫卖商品、孩子们奔跑嬉闹、大人们喝酒说笑。这些演讲场合也是重要的社交场合，丝毫不降低演讲者的身份，文化生活和公共事务有机地融合在一起。


五、电报与照片：娱乐业时代开启

    19世纪后期，语境遭到了摧毁，因为电报、插图、照片的大量侵入。
    两个世纪来，美国人用白纸黑字来表明态度、表达思想、制定法律、销售商品、创造文学、宣扬宗教。那是一个“阐释年代”，阐释思想的模式、学习的方法、表达的途径。
    然而，到了19世纪末期，这个时代逐渐逝去，另一个时代迹象已经显现：娱乐业时代。
    正如1929年，普雷斯布里在他的著作《广告的历史与发展》中所讨论的印刷术的衰落，以及影像时代的开启。
    《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曾说：“电报会创造一种新的话语定义，它把相关的东西变得无关。源源不断的信息与他们的受众之间很少或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即，这些信息没有可以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和精神环境。”
    用刘易斯•芒福德的话来说就是：“它们带给我们的是支离破碎的时间和被割裂的注意力......它们常常耸人听闻、结构零散，没有特别的目标受众。”
    照片没有句法，这使它无法同这个世界理论。
    照片也许可以证明某人某地某事，但无法提供任何意见。照片具有能脱离现实的语境，并把很多没有逻辑、彼此无关的事件和东西堆积在一起，再现为一系列支离破碎的事件，没有开始，没有中间，没有结束。
    电报和照片，把新闻成功地从有用的信息转变为没有语境的事实，改变了人们对信息的态度：过去人们是为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而去搜寻信息，现在是为了让无用的信息派上用场而制造问题。


六、电视：危险的完美境界

    电视为电报和摄影术提供了最有力的的表现形式，把图像和瞬息时刻的结合发挥到了危险的完美境界。
    任何一个公众感兴趣的话题——政治、新闻、教育、宗教、科学、体育——都能在电视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某种程度上，电视能用来表现清晰的语言和思考过程，但这并不是电视的最佳状态，也不是人们想要看的电视。
    成千上万的图片，稍纵即逝的斑斓，决定了电视必须舍弃思想，来迎合人们对视觉快感的需求。
    无论是神父和总统、医生和律师、教育家和新闻播音员，都把更多的注意力转向了如何让自己变得更上镜，而越来越疏离于如何担起各自领域的职责。
    电视已经获得了定义新闻存在形式的力量，而且决定了我们如何对新闻做出反应。新闻被包装成了杂耍，并且引诱其他媒体也这样做。
    而我们的文化对于电视认知论的适应也已经非常彻底：我们已经完全接受了电视对真理、知识和现实的定义，无聊的东西在我们眼里充满了意义，语无伦次变得合情合理。


七、赫胥黎的预言：我们将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

    有两种方式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奥威尔的预言似乎已经无关紧要了，但赫胥黎的预言似乎正在成为现实。
    我们的经历已经能够让我们认识监狱，并且知道在监狱大门关上的时候奋力反抗。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痛苦的哭声呢？谁会去反抗娱乐？谁会去反抗欢乐？
    公众沉醉于现代科技带来的种种娱乐消遣，对于自相矛盾的东西失去了感知能力。
    一切似乎正如赫胥黎所预见的：我们正在我们热爱的东西摧毁。
    在赫胥黎式的美丽新世界里，最让人担忧的，不是人们用笑声替代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八、感谢那些不理智的人

    《娱乐至死》初版于1985年，那是一个电视媒体空前活跃的时代。
    在那个年代，电视一面给我们带来丰富多彩的资讯，一面侵蚀我们的生活与公共话语权。作者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仿佛是那个看穿了“皇帝的新衣”的孩子，娓娓道出他的忧虑与期待。
    萧伯纳说：“理智的人适应环境，而世上所有的进步都仰赖不理智的人。”
    奥威尔、赫胥黎、波兹曼都是是这样不理智的人。感谢这些不理智的人所现出的思考力和创造力。
    波兹曼于2003年去世，他没能看到互联网时代的崛起。
    我无法去假设一个已故之人的态度，但我愿意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以引导自己的思考：假如波兹曼活到了今天，活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他还会有同样的忧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