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二十年前的突破——《突破》书评

不忘二十年前的突破

——《突破》书评

蒋飞文（原文刊登于2010年8月10日出刊的《第一财经日报》A13版）

　 从1990年沪深交易所试运行，即集中交易的市场开始出现时算起，中国证券市场已经走过20年。对于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而言，20年或许只是弹指一挥间。但若从二十年一代人的角度看，这段时间已经太长，对多数亲历者而言，重大事件的进程或许仍历历在目，而细节则已然模糊。
   以史为鉴，可知得失，《突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之路》（下称《突破》）一书就为我们提供了还原历史细节的手段。
  《突破》由首任证监会主席刘鸿儒编著，大部分文字来源于他本人的回忆，以及过往发表的讲话、报告和见报文章。作为跨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的金融管理工作者，刘鸿儒参与了股份制改革和证券市场初创的整个过程，该书对这一阶段重要问题作出了细致的回顾和解释，同时也反映了来自基层的重大事件和现象，如红庙子市场和1992年深圳“8·10”事件等。
   此外，该书还披露了刘鸿儒本人鲜为人知的一段经历。1955年他被派往前苏联莫斯科大学攻读经济系研究生，其中花了一年时间研读《资本论》。这段经历对于刘鸿儒理解计划经济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为他此后参与“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股份制”的论战提供了理论基础。
   我国内地股份制公司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出现的，1989年经济整顿以后，股份制试点得到完善和提高。但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推行股份制试验遇到了许多阻力，主要是股份制出现了不规范的问题，许多人反映造成了国有资产流失等。当时，姓“资”还是姓“社”成为争论的焦点。
   这时，刘鸿儒查阅马列经典，最后在《资本论》中找到了一句话，即“股份资本，作为最完善的形式（导向共产主义的）”。刘鸿儒说，括弧里面这句话十分重要，因为它明确指出股份制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是可以利用的。随即他的这篇文章在《人民日报》发表。
   在一代人的努力下，股份制的理论问题得以解决，此时股份制企业发展已如一江春水。但新问题接踵而来——老百姓和企业手里的股票，需要一个流转的市场。当时从上海、深圳到全国各地，从中小企业到大型企业，自发的股票发行和证券市场在一些地区泛滥起来。其中成都红庙子市场可以说是全国自发市场中最大、最乱的，各种有价证券都在交易，各单位不遵守法规随意发行股权。刘鸿儒曾亲自到那个市场去调研。
   这些现象加上后来的深圳“8·10”事件（因群众误解认购表的发行而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等，引起了高层对证券市场发展热潮的反思，并直接促成了中国证监会的成立。在证券市场建设的问题上，思想也统一到宜先搞好深圳、上海两地的二级市场。
   2000年，当证券市场迎来第一个十年的时候，刘鸿儒撰文对这十年进行了总结，其中的一些建言，现在看来仍颇具洞见。
   他以“8·10”为例说，提高市场化水平、增强透明度是防范风险的要害所在。在刘鸿儒担任证监会主席后，他借鉴台湾地区的做法，敞开供应认购表，还把它印到报纸上，剪下来就能用。这种做法在青岛啤酒的发行中首次应用，结果是万分之六的中签率使群众在透明的市场机制中受到了教育。
   又如对于2001年的股市大讨论和《基金黑幕》等揭露性的新闻报道，他站在市场建设者角度呼吁看到成绩和主流的一面，反对全盘否定。
   我们不妨聆听这位年届八旬的长者，有了包括他在内的一代人的勇气和智慧，才能为我们开创出今天脚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