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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辑 30年经济最大调整在即
出口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火车头，中国的制造业模式是通过价格竞争获得加工贸易(OEM)的市场份额。大量剩余劳动力、低位的工资、能源价格、工业土地价格，以及忽视环境成本的原因，共同促成了中国模式的成功。
1.最伟大的套利
各种形式的套利，包括外国企业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的套利，以及外国人对生活成本的套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经济学大厦是在几个基础性学说上建立起来的——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大卫.李嘉图的劳动分工和凯恩斯的流动性理论等。
在商品市场上，套利的结果是全球贸易的出现，而在金融市场，套利更是每天都在发生。世界上最重要的套利活动出现在劳动力市场，这也是驱动着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力量。出口的繁荣是生产从高成本国家向中国转移的结果，拥有分销渠道的跨国公司可以通过向低成本国家转移生产来获利。当然，由于跨国公司之间存在着竞争，它们的利润率最终也会回落到一般水平上。富有国家的消费者和中国的工人是最终的受益者。
相对于其他形式的套利而言，生活成本套利是比较困难的。购物之旅可以被看作生活成本套利的一种形式，但终极的套利方式还是人们从生活成本高的地方搬到成本低的地方。但是，生活成本高的城市往往工资水平也高，因此人们很难单纯为了节约生活成本而搬家。不动产价格的差异更是一道难以逾越的障碍。
很多台湾人甚至韩国人因为中国更为便宜的生活费而搬到中国居住。他们卖掉自己原来的高价房产，来上海或者山东买更便宜的房子，差价足以支持他们很好的生活。
对中国而言，这种移民的迁入带来资本、技术和购买力。相对而言，中国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更能接纳外国人。总体而言，中国人对外国的态度很务实，民族主义色彩并不浓，这与很多国家恰恰相反。中国文明中的这种开放性，使得套利活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这对于中国极其周边经济体，也有着非常丰富的含义。
2.向何处大转移
总体结论：制造业成本上升之下，中国的重工业仍然有成本优势，正进入一个黄金时代;但是不应该任由轻工业转移出境，而要向内陆转移。
布鲁金斯学会最近的一篇文章表明，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在1993-2004年，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而1983-1987年间则为3.6%。TF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标尺，意为在不增加劳动力或者资本投入的情况下，一个经济体生产力的增长。
生产率加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重工业的起飞，其次是国内需求的规模效应。一方面，劳动力向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业转移，就会带来TFP的上升。而国内需求的规模效应，则主要是指城市化发展所带来的新的需求。价值红利的故事并非来自于房地产业，而是源自于城市扩张给其他经济活动带来的规模效应。收入增长和规模经济带来的消费升级是另一个重要因素。白领阶层的壮大，支持了高附加值的国内产品和服务业的崛起。
由于中国目前还远远未达到充分就业状态，向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转型，会削弱处于社会底层的非技术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而实际汇率的上升，会提高人民币对外国产品的购买力，这对高收入群体有利。因此，目前这样的转换可能导致中国的不平等加剧。
轻工业面临人民币升值和劳动力价格上涨所带来的严峻挑战，解决的方法是向内陆省份转移。中国应该建设一条从深圳盐田港经江西、湖南到湖北的货运专线铁路，并在沿途的主要工业园区设立车站，完成远洋航运和铁路运输的无缝对接。
3.灾难的启示
总体结论：雪灾中，中国展示了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调配资源以应对危机的能力，但是危机也暴露了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中更为根本的缺陷。
中国的经济计划以及经济权力的集中都名声在外，但中国的经济管理却不够有远见。实际上，中国的经济计划体系在项目实施和应对危机方面做得不错，但在预计危机方面就不那么突出了。中国的人口虽多，民意却往往局限于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这种文化有助于支撑起强势政府，在管理经济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另一方面，它也导致了前瞻性动机的缺乏。这种缺乏也许现在不受欢迎，但对未来的发展却至关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加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是保证中国经济计划性有效的关键。
在中国的城市化中，高房价和户口体制，已经成为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扎根的最关键障碍。中国的城市里没有贫民窟，然而贫民窟却是城市化的重要部分。由于外来工人工资较低，他们没有能力负担那些现代化的住宅。贫民窟为他们及其家人提供了价格低廉的住宅，帮助他们在城市扎根。
中国为消灭贫民窟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农民工往往在工厂宿舍有一个床铺，或是住在建筑工地的工棚里，他们没有地方来给他们的家人居住。因此他们的孩子只能留在乡下跟祖父母生活。这些孩子成长起来以后，很可能还是农民工。
对此，解决方案是大规模发展廉租房。中国政府并不缺资源，缺的是推进的决心。
住房是深化中国城市化进程最为紧迫的问题，但对于长远的成功，更为重要的教育。只有对下一代的教育，才能消除当地人和外地人的差别，农民工在下一代人的词汇中应该消失。只有当农民工子女能够接受大学教育，并且竞争白领职位时，城市化或者经济发展，才算是成功了。这是目前对于中国发展成功最重要的障碍。日本和韩国都非常成功的实现了过渡，巴西和墨西哥则没有。
户口体制是中国城市化的巨大障碍。因为城镇人口所享受的社会保障、教育和医疗都将引致高成本，如果农民工能够享受到同等待遇，所有农村人口都将涌入城市，城市有可能面临破产。美国面临类似的问题。来自墨西哥的1200万非法移民构成了美国经济的一部分。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没有资格享受社会保障或者医疗等福利。如果美国对这些非法移民授予公民权，所有墨西哥人可能都会涌入美国，美国的福利体系将会不堪重负。但是，美国不时会对非法移民进行大赦，使那些在美国生活多年的人得到公民身份。
或许中国也应该考虑建立一个类似的体系，对那些在城市工作满10年的农民工，当地政府可以承认他们是一般城市居民，并据此为他们提供福利。
4.双重调整无法阻挡
中国进入了周期性和结构性双重调整时期，政府的政策无法阻挡这一进程。
在繁荣时期，全球的政策制定者们忽略了经济增长不可持续的本质，以及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给未来所带来的恶劣后果。所以滞涨的种子在前几年早已埋下。在过去的10年中，由于发展中国家过剩的劳动力和前苏联国家减少的能源需求，使得通货膨胀率被压低。欧美各国央行紧盯着通胀率的货币政策使得流动性泛滥，这些流动性又通过多种衍生金融产品(奇异抵押产品、资产证券化、全球金融套利)流入资产市场，推高了全球的资产价格。传统观念认为，由于房地产的不可移动性，使得很难出现全球性的地产泡沫，然而金融创新打破了这一个传统智慧。随着这一过程的结束，经济的调整无可避免。
【08年谢国忠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主要因素是出口下滑和房地产价格下跌，到了12年，主要因素依旧不变】
结构性调整的建议：中国应该提高制造业的技术、质量与品牌，关注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需求(开拓新的客户，同时可以提升自己的议价能力)，提高家庭收入占GDP的比例，实行超大城市战略。
5.30年经济最大调整在即
奥运结束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第一，欧洲、美国和日本经济30年来同时收缩。当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美国的需求旺盛，对外需的下降有所缓冲。其次，由于热钱流入带来的资产泡沫破灭;第三，也是最根本的，生产成本上升正在考验中国的低成本扩张战略。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应该做的调整是：将短期稳定需求政策和深入改革、提高效率结合在一起。中国应该从以下方面入手：一、增加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份额，以解决其偿债能力危机【没这么做，结果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出问题了】;二，加快基础设施建设，来缓冲经济增长减速;三、改革金融业，提高经济效率。
过去，中国总是在出现危机时深度调整。例如，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中国进行了国有企业改革、公共住房私有化、加入WTO和修建全国范围的高速公路网。这些政策为此后10年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6.求诸效率
2009年的资产价格上升是凯恩斯主义的货币政策造成的流动性泛滥的结果。
【这段太威武了：当反通胀的力量将流动性疏导进资产市场时，流动性是奏效的。不断上涨的资产价格会引起负债的需求，杠杆率的提高又会增加需求。资产市场驱动增长模型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全球化和IT革命使得通货膨胀处于可控范围内。当两者的收益都被吸收掉，又看不到新的生产增长源时，流动性很快就会导致通货膨胀。】
为什么产能过剩的情况下还会有通胀?
1.在全球化条件下，原材料占了商品价格的大头，而制造业增加值比以前小得多。
2.许多过剩产能需要被淘汰，因为需求结构将会发生变化。
注意：基础设施的网络效应与低工资一样，是金融危机之前中国低成本的原因。
7.我们和日本一起变老
日本的问题非常复杂，绝对没有简答的解释，也没有灵丹妙药。日本的问题在于：它老了，而且越来越老。一个经济体“变老”会有很多特征，最常见的就是各种生产要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和资源——的枯竭。当一个经济体起飞的时候，劳动力比较充裕。因此，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是合适的。当剩余劳动力枯竭时，就应当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而一旦资本存量足够高，投资就不能再推动经济增长。经济学家称为“收益递减”。
老龄化会导致房地产价格下降和通货紧缩。如果中国继续维持独生子女政策，未来会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情况。
8.中国发展模式限制
中国社会普遍存在赚“快钱”的心理，这种心理在社会、大学尤其企业界盛行。其原因在于政府对市场的强权。若要促进本土技术和品牌的发展，最好的政策就是减弱政府的权力，提升市场的作用，同时让研究型大学复归教学本位。
9.对于房地产泡沫最为深刻的总结：
房地产泡沫造成的最严重的损害，就是人口的变化高楼价会降低人口出生率。当泡沫破灭的时候，房地产价格下降，低生育水平的文化观念是无法改变的。日本、韩国和中国的香港、台湾在其发展进程中都经历了房地产泡沫。在泡沫肆虐时，它们的出生率下降，随后，尽管政府激励，这一状况也没有改变。单是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本身，就导致未来20年的人口灾变。房地产泡沫使趋势变得更加不可逆转：即使政府放弃计划生育政策，对出生率也不会有明显影响。未来20年，中国将再面临人口老龄化以及人口总数下降的局面。当然，房地产价格也将非常低，并一低再低。
10.对人民币升值的反思：
人民币必须升值是华尔街目前最广为信奉的想法，而这一观点之深入人心也是史所未闻。不过，华尔街在重大主张的正确性上有着糟糕的记录。过去20年间，华尔街的三个重大主张都是错误的：东亚奇迹，IT变革和金融创新(衍生工具变革)。
1995年华尔街最广泛的共识是东南亚货币，比如马来西亚林吉特一定会升值。当时，“东南亚奇迹说”在华尔街盛行。东南亚各国以及韩国的经济增长势头确实保持了很多年，但是由此就认为其货币会升值是错误的。1995年很多著名的对冲基金都大量入主这些货币。两年以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些两年前面临升值压力的货币随即崩盘。
华尔街还错误地判断了货币坚挺和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东亚奇迹”是基于廉价货币支撑下的出口增长。通胀会引起货币升值，从而终结这一经济模式。这种出口型经济体可以在通胀严峻前，通过货币迅速并大幅升值来避免通胀。但是，如果通胀已经持续数年，本国货币的实际价值已经大幅升值，正确的方法就是大幅提高汇率以抑制通胀。1995年，东亚奇迹经济体的货币均已在多年高通胀之后升值。华尔街的共识导致对上述国家货币的投机性需求增加。最后，升值压力实际是个泡沫。
2000年，互联网革命激发了华尔街的想象：这一革命性的技术将会极大地提高生产力。事实确实如此。但是，那些狂热买进互联网股票的投资者损失数十亿元。2000年的互联网热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许多分析人士吹捧网络公司，认为他们会收获这场革命的所有硕果。尽管这些公司实际上推动了革命的发生，但是他们之间的竞争引起价格走低，从而使消费者，而非这些公司本身获益更多。这早已为以往所有形式的技术革新所揭示。
金融创新以衍生工具和其他金融产品的形式出现，宣称这会降低交易风险，减小融资成本。人们信任这些创新产品，导致对其需求增加，并不断提升杠杆率，引发了信贷泡沫。几年来，信贷泡沫使经济持续增长，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破产率。可见的风险的降低更增加了人们的信心，认为衍生产品确实降低了风险，从而增加了对这些产品的需求。现在我们知道了，这其实是个泡沫。
既然华尔街在过去20年间最重要的主张都是错的，那么这次关于人民币升值的主张是否也错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