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利而忙

作者：袁幼鸣

生活在一个分裂充斥的时代，那就踏踏实实做一个分裂的人。在“四十而不惑”的时候，我终于悟出如此活法。那一年，中国内地股票市场爬行在股权分置（分裂）的泥潭中。

　　作为财经记者与新闻评论员，在十多年时间里，追踪中国内地股市制度演进、监管行为与市场行为变化，我不知疲倦地评说。渐渐地，我意识到，喋喋不休言说自认为正确的股市改革与发展路径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股市真实状况与话语层面的道理是分裂的事物。

　　现实是现实，道理归道理。如此赤裸裸的事实竟然需要渐渐发现、恍然大悟，顾影自怜，连我自己也觉得这个半老男人难免装嫩嫌疑。我还明白，自己洗刷嫌疑的解释可能进一步加重嫌疑，给人二次装嫩观感，但我指天发誓说的是真话——我之所以渐渐发现现实与道理是分裂的且渐行渐远，是因为从小学开始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事物发展有正确路径，只要不懈推动，说的人多了，现实会向道理靠近，道理一定会变成现实。同诸多社会现象一样，中国内地股市实际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据说有高人对中国人做了一个划分：以1978年为界限，1978年以前出生的人是“古代中国人”，1978年以后出生的人才属于“现代中国人”。对1978年以后出生的“现代中国人”再做细分，似乎可以以继续高举改革开放大旗的1992年为界限，把该年及以后出生的人视为“当代中国人”。我了解到“现代中国人”的高中政治科目课本中尚未出现股票市场相关内容，到1992年以后出生“当代中国人”上高中时，课本已经开始涉及。

　　教科书理所当然不会讲证券法如何捍卫政府部门既得利益、大型国企如何高价发行圈钱、机构如何对倒制造新股开盘价套死散户、庄家如何大大咧咧操纵股价、监管部门如何管制基金以打压市场、精英人群如何鄙视市场主体等等。有关机构编辑的统货投资者教育材料同样对这些重要内容视而不见。

　　作为对自己长期喋喋不休言说股市发展正确路径的一种反动，我写的股评摒弃义正辞严的“制度批判”立场，严格区分市场“该怎样”与“是怎样”，立足市场“是怎样”讨论市场博弈实务。涉及市场“该怎样”分析，但其落脚点是由于市场没有做到“该怎样”，它是如何形成掠夺机制的或者是提供了怎样的暴利机会。其中也分析制度，但目的绝不是为了所谓的“制度批判”。一句话，我只是为利而忙！

　　做敝帚自珍提炼，针对中国内地股市特色，我写的文章提供了一套基于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捕捉市场牛熊转换及个股趋势博弈机会的方法。它自成一家，与源自美国的价值投资和技术分析视角截然不同，同时不否定价值投资理念和技术分析的价值，套用一句学界大话说，对它们进行了汉化。

　　在“是怎样”层面上，中国经济社会从来没有到达均衡状态。历史上如此，今天也如此。历史上每一次治乱循环均是打着奉天承运旗号的有组织抢劫，所谓的盛世照样存在大规模的财富掠夺与转移机制。照看好自己的钱袋其实一直是中国人的要务与急务，只是中国教育从不告诉学童，相反假话连篇、说谎成性而已。

　　以个人生活史说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到上海上大学，虽是少年人，却属于当时最富有的中国人之列。父母每月给我生活费三十元，师范大学发给我二十多元补贴，加上校田径队给运动员的津贴，我每月进账六十多元。我已经回忆不起当时是如何每个月都把钱花得精光的，依稀记得上海本地同学说什么饭馆有什么东西好吃，我就会找上门去。然而，好景不长，到八十年代后期我读研究生时，仍然每月有六十多元收入，却成了十足的穷人、瘪三，因为此时学校食堂的猪肉大排价格已经上涨了八倍。

　　记得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天，我正无所事事地行走在上海南京路上，突然被疯子般的人流裹挟进了一家服装商店，他们以挤破头的劲头抢着付钱大买特买，受此场景刺激，我也不由自主拿出所有的钱买了三条化纤西裤，回到学校后发现，这些裤子的尺码不同且全部不合身。当时，中国大地上爆发了教科书称只会在腐朽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发作的恶性通货膨胀。抢购风起，上海商店的货架被市民“刮盘”，变得空空荡荡。

　　以我今天的认知，如果时光倒流，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是富人时，我会节省开支，每月拿出二十元买邮票、钱币，并到豫园古玩市场去买字画，这些投资品以后有远远跑赢通胀的增值。到八十年代后期手上紧时卖出一部分，我的日子会过得依然宽松、潇洒。

　　虽然投机倒把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但我的这本《战胜政策市》的铜臭味还是过于浓烈了一些，必须承认，它不适合道德灵敏度高的人阅读。身体力行道德高标准的人对它嗤之以鼻、怒目相向更是完全合理，值得钦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