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时代 坏时代

如果你的左手腕恰好戴了一块表，你会用它干什么？

答案似乎是毋庸置疑的，你大概会说钟表的唯一功能就是定义时间，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睡觉……当然，电子时代的手表功能已经逐步淡化，无数的新产品都附赠了提示时间的功能，也就是说，无论什么时候，你都能知道确切的时间。

区别于那些为了看时间才看钟表的人，路易斯芒福德就钟表提出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观点：在制造分秒的时候，钟表把时间从人类的活动中分离出来，并且使人相信时间是可以以精确而可计量的单位独立存在的，“钟表是一种动力机械，其产品是分和秒”。分和秒的产生使得原本无限的时间变得短暂起来，人们因而可以精确而井井有条的布置任何事情，也就是说，钟表在如何使人变成遵守时间、节约时间甚至拘役时间的人这方面有着独到的见解。

更重要的是，这种改变是潜移默化，很少被人发现的。而媒介，作为一种对话形式，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正是起着类似的作用。简言之，媒介即隐喻。

波兹曼在书中提出的娱乐时代的到来，正是由充斥着图像和间隔性文字组成的电视文化造成的，这种变化在给人们带来娱乐消遣方面起着十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电视语言“快速、非逻辑性、破碎”的特点，其提供的语境必然也不可能是连续、有深度、有思想的。由于其影响的隐性作用，人们不会觉得电视的出现是突兀的，也不会停止享受电视带来的乐趣。

这种观点无疑是给了娱乐盛世当头一棒：无线热点和便携电视早已伴随我们的生活，处在便捷的电子时代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充满图像和大量信息的生存环境。我们理所当然的接受了这样的时代，没有任何讨论，并渐渐为这种新的对话形式改变。支离破碎、缺乏深度和理性的语境使得印刷时代创造的“严肃、理性、深度理解”的优良传统支离破碎，发生在1858年的亚伯拉罕.林肯和斯蒂芬.道格拉斯之间的七场著名辩论也只能永远的属于铅字统治社会的佳谈----如今谁还愿意花7 个小时听一场满是引论并且充满逻辑推理的辩论？

电视文化的最大特点在于它以满足受众需求为一切目的，而不是提供给观众其必须的，这也是其作为一种对话形式区别于口口相传和印刷时代的最根本区别。这种区别无疑是致命的，电视每3.5秒就会有新的图像，这就要求人们不能进行深度思考；由繁多且缺乏连贯性的新闻组成的“好……现在”割裂了人们的注意力，并使电子时代的语境演变的破碎不堪、令人可怜：你看似掌握了大量的信息，但这些都是于你生活无关的，或者你无法操控的，并且，缺乏深度了解的信息也只能是“假信息”，波兹曼由此犀利的指出：“人们把无知当成了知识”的时候，有多么可悲！更值得注意的是电视文化带来的泛娱乐化，已经渗透到政治、新闻、商业、宗教、教育的各个方面，从而开启了全民娱乐的新序幕：当一个国家的每个角落都充满了娱乐和作秀，当一切以娱乐为目的而取代社会功能的正常运转时，当铅字成为已经逝去的阐释时代的文化残余物时，如果这个国家再无所察觉，也就真的病入膏肓了！

乔治奥威尔担心强权会控制书籍，从而达到毁灭文化的可怕后果；而赫胥黎担心的则是某种温和的带着笑的势力会渐渐麻痹人们的思维，从而摧毁文化建构。进入电子时代的美国显然陷入了第二种可怕的推论，那太平洋以西正在加速电子化进程的中国呢？反思中国的媒介以及对话形式，电视显然已经成为了构成现代语境不可缺少的因素，然而当权者显然更倾向于相信乔治奥威尔的预测，审查制度的严密性以及对媒介的控制性在这方面都有所体现，从而间接鼓动了娱乐化的一路高歌，人们生活在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思维方式早已被改造的简单、肤浅、冷漠并且否认历史…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也就在劫难逃！

当某个媒介的使用者意识到媒介的危险性的时候，那么这种媒介就不会过于危险。电视是电子时代出现的必然产物，我们无法在其发展的初期就意识到它的危害，但如果到了现在，还无法意识到它的缺陷和弊端，并对其保持相当的警醒，后果将是毁灭性的：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告诉我们，人们感动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和为什么不再思考！

值得注意的是，在电视发展的同时，网络也开始普及和迅速升温，波兹曼担心的”电视想替代文字“的问题也随之得到一定缓解，以新闻为例，随着网络新闻的出现，专题和深度报道也开始成为媒介的重要手段，人们可以了解新闻事件的始末纵深，从而达到掌控或者获取知识的目的，语境的连续性也没有被打断：单从这一方面说，文字也不可能轻易被取代的。当然，如何在信息过量的社会里保持理性与娱乐的适度比例，就显得相当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