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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菲特的业绩就像一个传奇，被人们反复地传颂；又像是一个宝藏，被人们翻来覆去挖掘、剖析，以期获得亿万财富的锁钥。于是关于他的书汗牛充栋，讲他投资的伟绩、投资的哲学、投资的策略…等等。
本书即为讲述巴菲特集中投资理念下的投资组合，如果没有看过《巴菲特之道》，那么这本书会让读者一识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并很有可能成为股神的拥趸。不过，对于看过《巴菲特之道》的人来说，会发现这本书80%的部分是在炒冷饭，因此本文仅就书中两处笔者以为有新意的部分（也是本书立论的基础，也容易被忽略的两大前提）进行评述。
作者认为集中投资是选择少数几种长期业绩超出平均水平的股票，将大部分资金集中投资于此，长期持股，稳中致胜。然后，围绕集中投资的内涵、代表业绩、典型策略、数学逻辑、投资心理和所处系统的复杂性等方面依次展开，虽是点到即止，可也称得上是面面俱到、循序渐进，充分证明了集中投资不仅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还有着阵容庞大的投资大师做信用背书。作者以为与其为投资与投机的概念争吵，不如回归知识本身，用基于知识的逻辑推演来解决争论，他说：——
“我认为应该更深刻地了解企业的运行方式以及股价的表现方式；应该开始了解集中投资战略与广泛多元化战略完全不同，它能够给你最高的战胜指数基金的概率；应该明白高换手率的证券投资会增加投资成本而低换手率的投资会增加潜在的收益；要知道对股价的追随是傻瓜的游戏。”
作者认为，“随着对上述这些知识的了解，投资者将开始砌起知识的砖墙，它们会推动投资者远离投机的方向而朝着投资的方向迈进”，因为“你的知识水平越高，你将越不容易被纯投机心理所控制”（虽然有牛顿南海投机的反例，但无碍这句话的正确性）。可是，如果情况如此简单，就不会有下面这段查理•芒格、巴菲特、罗素的“困惑对话”了——
查理：“有些人顽固地拒绝学习，这真是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巴菲特：“更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当学习对他们自身大有好处的情况下，他们还是拒绝学习。”
伯特兰•罗素：“多数人宁愿死也不愿动脑子，许多人后来就真的死了。”
巴菲特：“从金融学的角度看，这句话真是千真万确。”（这种改编毫无违和感！）
作者认为，借用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提出的“范式革命”可以回答查理和巴菲特的困惑。库恩认为，科学革命并非一帆风顺，它往往发生于不断涌现的反例推翻了盛行已久的旧的科学范式，然后建立起可以解释反例的新范式，科学史上的日心说代替地心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推翻欧几里得的几何学都是库恩范式革命的典型代表。不过，既有范式的建立也是首创者投入大量人力、物力、智力的结果，轻易接受新的范式既意味着对既得利益与地位的放弃，也意味着承担风险。有效市场理论作为统治现代金融理论近半个世纪的标准范式，成为了许多人赖以生存的基础，是他们出书、授课、兜售观点的根基所在，其正确与否远不如它能否继续统治金融市场的思想更为重要，这就是为何象牙塔里的学者和华尔街的交易商都把巴菲特等人视为6个Σ的反例存在。
作者之所以如此苦口婆心地劝告投资者回归知识，原因在于投资者的悖论处境：受有限理性和心理误判困扰的投资者，身处复杂多变、不断自我适应的股市与经济之中，却妄图为短期的股市与经济走势做出预测，并以为这种预测是理性的、充满逻辑与理论依据的。正是这种“致命的自负”导致“投资者不知不觉中养成了投机的习惯”，而“停止这种邪恶怪圈的方法之一就是教育自己，使自己懂得什么是行得通的，什么是行不通的”。
如Ron Chernow所说“金融系统反映了社会的价值观”，正所谓“日久见人心”，个人的投资行为终究也将折射出其思维方式、价值观、人生观。前者是个宏大议题，A股乃至整个中国资本市场就是鲜活的案例；后者则可分为两个层面的问题：即评判一种投资行为可以从思维模式对错的角度看，也可以从其价值观、人生观的角度看。
对错与否是基于知识与逻辑的客观判断，有着鲜明的优劣之分；价值观、人生观（前提是不反人性、反社会）则是个人的选择，无高下之分。可悲的是，虚伪的人用价值观为其错误的思维模式做辩解，股市弄潮不成反而被市场碾压，自己在墓志铭上写着“天亡我，非兵之罪也”，写上“我是蠢死的”更尊重事实、敬畏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