娱乐至死

【波兹曼提醒我】
这本书提醒我在接受“公共知识分子”的思想时，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些人与普通大众所从事的工作性质不同，他们的职业性质决定了他们最不需要组织性，最在乎个人主义和个人自由，他们甚至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挣钱，所以鲜有纪律性的观念，他们不属于这个社会的中坚，也就无从体会到这个社会核心骨架的运转实况。这样一群边缘人物，却正通过他们掌控的媒体资源逐渐成为这个社会的思想主导者，他们的理论，都是书上看来的。那些理论的原创者尚且畏惧于真实世界的检验，这些二道、三道甚至囫囵吞枣者，没法做到在社会核心骨架运转的实践中进行反复锤炼的思想，可以足够自信吗？
尼尔·波兹曼这本书的前言里，对比说明了奥威尔的《1984》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关于未来世界的预言。奥威尔担心我们憎恨的东西会毁掉我们，而赫胥黎则认为我们将真正毁于我们热爱的东西。他担心没有人再用心读书，人们在信息爆炸中迷茫不已，我们的文化将成为充满感官刺激、欲望和无规则游戏的庸俗文化。因为，人对于娱乐永远怀有无休无止的欲望。
新儒家杜维明先生说过，“一个理性社会的形成，从经验看，要靠一些思想家、学者引导，传递给公共知识分子，再通过媒体走向大众。如果倒过来就难形成——大众左右着媒体，媒体左右着公共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左右着学界，就很危险。”

【哈爷爷曾说过】
哈耶克将“知识分子”称为“贩卖观念的二手商人”（secondhand dealers in ideas），认为他们履行的是“传播观念之中介”的作用，资格要求仅仅是：随时可以对广泛的问题说点什么、写点什么，关键点在于他能够领先于大众获得一些新观念。这个阶层不但包括新闻从业人员，也包括教师、牧师、演说家、政论家、电台评论员、小说家、卡通画家和艺术家。所有这些人可能都精通传播观念的技巧，但对于他们所传播的东西的实质内容，通常只有业余水平。有时这个阶层还包括科学家、医生之类的专业人士和技术人员，他们习惯于阅读报刊杂志，因而成为他们专业领域之外的新思想的承载者，而由于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中是专家，所以，大多数人对他们的意见都是洗耳恭听。同时，哈耶克再三强调知识分子的空前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他们透过塑造公众舆论而发挥着自己的影响力，使今日的观点影响着明日的政治。“许多公共知识分子，只是偶然踏入聚光灯下的品性谦虚的学人，他们利用那一机会令其声誉获得了充分认可，进而成为媒体竞相追逐的时事评论家。他们之中有些人，正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如所宣称的那种舞文弄墨的空谈家。” 这些人常常非常真诚、非常自信、也非常愚蠢，他们向大众市场提供“符号产品”，往往有迎合之意，常常有哗众取宠的娱乐化表现。符号产品市场也有其筛选机制，但是剩下来的往往都是能言善辩、妙语连珠的，不一定要深入但一定要浅出，甚至干脆就是浅入浅出的，能够同读者、听众或观众心连心的，甚至要在适当的时候走点极端，因为如同王朔所言‘激进的总是比务实的在话语上更具有道德优势’。由于观众也不知道这些问题的深浅，甚至不想知道问题的深浅，因此这种‘临时转行’的公共知识分子几乎是不受监督，可以信口开河，纵横天下，发布各种预言和判断，这种市场的热点变化很快，即使说错了，预测错了，也没有什么人回过头来反思、追究。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还大都只是到媒体客串，就业是在学术机构，有“铁饭碗”的（tenured）因此‘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没有被炒的危险。”客观而言，如果说哈耶克他们在几十年前哀叹的是知识分子对市场的拒斥，而波兹曼忧虑的则是现今知识分子与市场的狼狈为奸，哪一个更危险呢？
    
【关于网络文化】
网络文化的危险在于非理性和党同伐异。原来开放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小教派，每个教派的成员都在自己的团队里找到了归属，天天反刍同类人的意见，日日巩固原有的主张。最后，我们都成了不同俱乐部的“网友”，看不见“公共”的存在，却肯定各自真理的终极，和部落没有什么两样。这些部落之间要么老死不相往来，要么势如水火，然而思想是不可妥协的、观念是不可统一的、语言又是充满歧义的，因此在这些交缠的巴别塔下，充满了喧哗和骚动、变乱与迷茫。
同时，网络上仗义执言、针砭时弊的意见领袖们，往往得到年轻人的拥护，这是因为年轻人，总会在某一个时刻，忽然觉得这个世界除了自己之外，一切都值得怀疑，他不怀疑自己，但是他会怀疑世界，怀疑其他人，他相信自己的纯正，他看不起别人的虚伪，然后就把一种道德理想树立的非常非常的高，非常非常的严酷，用这个标准去要求所有的人，所以他们总是批评这个，批评那个，这就与“公共知识分子”所持的言论非常合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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