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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一书兼采各家而又有所发展。如将“道”和“精气”二说结合，提出“太一”是产生天地、阴阳、万物的本始，“道”即“太一”，这实际上是吸收了老子、阴阳家及《易传》的思想。但它的主张积极人世又不同于老子的消极避世，故而今人熊铁基、王范之等认为《吕氏春秋》为新道家。《诬徒》、《尊师》、《劝学》等篇是儒家主张仁义礼乐教化思想的阐述；而认为圣人之所以能“先知”、“非神非幸”，在于能“审征表”，即审察事物发生变化之前出现的各种征兆，则是对苟子“虚壹而静”学说的发展。《吕氏春秋》吸取阴阳家“五德终始”说，实际上是为秦代周作理论依据。而它主张以德治为主、兼用法治，强调人君“以爱利民为心”等主张，则是吸取了法家“因时变法”、重视耕战和赏罚必信的思想，但又批判其“严罚厚赏”实为“衰世之政”。《当染》、《义赏》等篇来源于墨子，《当染》更是直接取于《墨子•所染》，它吸取了墨家节用、薄葬的思想，但又批判其非攻、偃兵之说的迂腐而主张以义兵、义战统一天下，“诛暴君而振苦民”。尤其是《吕氏春秋》所提出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的口号，主张限制天子权力，实是对君权神授论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反集权、反专制的民本色彩。
    《吕氏春秋》虽为一部理论著作，且因出于众人这手而风格不一，但其中有些文章短小精练，用事说理颇为生动，尤其是二百多则寓言故事，使得该书称得上为优秀的文学散文。本书以陈奇猷先生的校释本为基础，参看了其他注译本，未能尽善之处，倘望读者批评指正。
《吕氏春秋》一书兼采各家而又有所发展。如将“道”和“精气”二说结合，提出“太一”是产生天地、阴阳、万物的本始，“道”即“太一”，这实际上是吸收了老子、阴阳家及《易传》的思想。但它的主张积极人世又不同于老子的消极避世，故而今人熊铁基、王范之等认为《吕氏春秋》为新道家。《诬徒》、《尊师》、《劝学》等篇是儒家主张仁义礼乐教化思想的阐述；而认为圣人之所以能“先知”、“非神非幸”，在于能“审征表”，即审察事物发生变化之前出现的各种征兆，则是对苟子“虚壹而静”学说的发展。《吕氏春秋》吸取阴阳家“五德终始”说，实际上是为秦代周作理论依据。而它主张以德治为主、兼用法治，强调人君“以爱利民为心”等主张，则是吸取了法家“因时变法”、重视耕战和赏罚必信的思想，但又批判其“严罚厚赏”实为“衰世之政”。《当染》、《义赏》等篇来源于墨子，《当染》更是直接取于《墨子•所染》，它吸取了墨家节用、薄葬的思想，但又批判其非攻、偃兵之说的迂腐而主张以义兵、义战统一天下，“诛暴君而振苦民”。尤其是《吕氏春秋》所提出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的口号，主张限制天子权力，实是对君权神授论的批判，具有一定的反集权、反专制的民本色彩。
    《吕氏春秋》虽为一部理论著作，且因出于众人这手而风格不一，但其中有些文章短小精练，用事说理颇为生动，尤其是二百多则寓言故事，使得该书称得上为优秀的文学散文。本书以陈奇猷先生的校释本为基础，参看了其他注译本，未能尽善之处，倘望读者批评指正。
《吕氏春秋》一书兼采各家而又有所发展。如将“道”和“精气”二说结合，提出“太一”是产生天地、阴阳、万物的本始，“道”即“太一”，这实际上是吸收了老子、阴阳家及《易传》的思想。但它的主张积极人世又不同于老子的消极避世，故而今人熊铁基、王范之等认为《吕氏春秋》为新道家。《诬徒》、《尊师》、《劝学》等篇是儒家主张仁义礼乐教化思想的阐述；而认为圣人之所以能“先知”、“非神非幸”，在于能“审征表”，即审察事物发生变化之前出现的各种征兆，则是对苟子“虚壹而静”学说的发展。《吕氏春秋》吸取阴阳家“五德终始”说，实际上是为秦代周作理论依据。而它主张以德治为主、兼用法治，强调人君“以爱利民为心”等主张，则是吸取了法家“因时变法”、重视耕战和赏罚必信的思想，但又批判其“严罚厚赏”实为“衰世之政”。《当染》、《义赏》等篇来源于墨子，《当染》更是直接取于《墨子•所染》，它吸取了墨家节用、薄葬的思想，但又批判其非攻、偃兵之说的迂腐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