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新世界

长久以来，“乌托邦”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词。
在希腊语中，乌托邦（Utopia）的意思是“不存在的地方”，而与它同音双关的“eutopia”，其意思是“好地方”。然而正是这所谓“不存在的好地方”却使得无数哲学家，政治家为它苦思冥想——如萨托利所言，“在冥想的王国里渴望和设计一个理想世界，一个与现实相反的理想世界，这种现象大概同人类一样古老”。
罗素在《自由之路》中说道，“人类由于对自身一直生活于其中的充满破坏和残酷的混乱世界的不满而梦想一个具有良好秩序的人类社会。这样的事古来如此。柏拉图的‘理想国’为其后的哲学家提供了一个乌托邦的范型”。然而，勒鲁却在《论平等》中指责柏拉图说，“柏拉图出于他对社会理想的需要而扼杀了人，更有甚者，他根本就没有找到这种理想”——而这一说法直接否定了前半段乌托邦史。
——这就为反乌托邦文本提供了最基本的矛盾，即个人理想与社会理想的矛盾，理想的人与理想的社会的矛盾。在乌托邦中，对人的划分往往是强制性的，于是，在我们所见的大多数反乌托邦文本当中，都主要体现乌托邦社会里被奴役的人们所受到的强制性压迫，如我们所熟知《1984》。
美国女诗人狄金森有一句著名的诗，常被人用在反抗“大洋国式”的黑暗压迫——“我本可以容忍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然而，那些急于为幸福的阳光终于洒向大地而欢呼的人们往往忽略了这首诗的下一句——“虽然阳光已经给我温暖，但那也许会成为更新的荒凉”——但谁人会对这样的温暖说“不”呢？而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警惕的，因为其危险正可怕在它如此不露痕迹，并以幸福的外表迷惑每个人——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描绘的正是那片荒凉的土地。
他在《美丽新世界》的前言里说道，“未来的最重要的曼哈顿计划应是政府支持的一个大规模调查，政治家和参加调查的科学家把它叫‘幸福问题’——换句话说就是让人热爱奴役的问题……除非对人类个体的心灵和肉体进行深入的革命，否则热爱奴役是办不到的”。
如何进行这心灵与肉体的革命呢？在同为“反乌托邦三部曲”的《1984》与《我们》中，这样的革命体现在“压迫”上，显而易见的压迫。当然，在《美丽新世界》的世界国形成之初是通过了一次九年战争，文中总统这样说道：“当然，自由主义被炭疽杆菌杀死了，可是你仍然不能光靠武力办事”——统治者早已意识到，压力是没有用的，于是他们依据生物与心理学知识，形成了一套彻底地、几乎无法颠覆的控制方案。
为了实现最稳定的社会，世界国取消一切家庭关系，取消胎生，而实行人工生育，通过所谓“波坎诺夫斯程序”使一个受精卵分裂成近百个胚胎，并将这些胚胎送至命运预定员处去敲定命运设置的细节——高温制约，氧气限量……从而使得胚胎具有不同的特性——批量化的生产未来的钢铁工人、太空宇航员，或是社会领袖，同时维持人口“冰山原则”下比例；另外，还通过对婴儿进行巴甫洛夫曾经对狗进行过的反射实验来实现对不同等级人未来的喜好的固定；通过睡眠教育时播放《阶级意识大纲》让每个孩子对早已规定好的社会地位和劳动心满意足，因为任何情况下的道德教育都是不能诉诸理智的，而这些在睡眠中灌输的心理暗示将会陪伴这些孩子一生，陪伴他们产生欲望和作出判断的每一刻，而这一切暗示都是国家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灌输的……这些都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程序，因为幸福与德行的诀窍就是——爱好你非干不可的工作。
——但，新世界的控制手段还远不止这些。
人类的文明起源于性和思考——没有性就没有人类，而没有思考则没有文明，因此才使得性解放和思想解放常常成为黑暗年代通往自由社会的先锋思潮。而极权社会往往就是靠控制性和思考——这两样人的本能，来实现对人的完全控制。可新世界里的控制方式却完全区别于我们以往所了解的极权社会——因为新世界里的统治者明白，引诱往往比压迫来的更有效。
前者，如《1984》里，对性生活的剥夺恰恰可以造成竭斯底里症——战争狂热、领袖崇拜……而这一切都不过是变了质、发了酸的性欲的发泄。但《美丽新世界》里，则是满足人们的一切性需求，“人人彼此从属”，鼓励人们有更多的性伴侣，用泛滥的性取代属于独占的爱，同时宣扬家庭关系的肮脏与丑恶，通过取消家庭来实现个人的孤立与原子化，从而加强国家对个人的控制。
后者，《1984》中，大洋国是靠发明新话、无处不在的电幕、可怕的思想警察、人与国家的自我欺骗来实现思想控制；在《我们》中的大一统国，则是靠的是透明的玻璃、护卫局、以及人的自我审查；而到了《美丽新世界》中，根本没有什么老大哥，不需要所谓造福主，更不需要什么真理部或护卫局，亦没有自我否定，没有谁监视着谁，而是每个人都心甘情愿地仰望与服从“老大哥”，因为这一切都在幸福与快乐中，没有痛苦——只有娱乐：无穷无尽的感观电影，无穷无尽的性生活，无穷无尽的唆麻假日……即便是老人，也照样青春、照样工作、照样性交、照样娱乐，没有空闲去思考，何况世界国也早已将过去的所有会引起人们“激情”的文化销毁了——再者，对于等级低下的人来说，由于胚胎时期限制氧气，他们是无法去思考的，当初野蛮人扔掉伊普西龙等级的人的唆麻并对着他们大叫“自由”、“做了人了”……却遭来他们群起而攻之不就是一个例子么？当他的咒骂撞击在对方厚重而蒙昧的甲壳上，唯一结果就是蹦回来。
而对于如阿尔法级别的人来说，他们早已因他们的社会等级享尽了好处，何况，阿尔法级别也有“自我催眠”的方式——主任就曾对伯纳说：“阿尔法的设置条件是：他们的情感行为不必一定要想婴儿，但是，正因为如此，他们就该特别努力恪守习俗，他们的责任是要像婴儿，即使不愿意也得像”。再者，在新世界里，没有痛苦，没有孤独，每个人在自己的等级上过着幸福安定的生活，从不生病，也没有衰老，想要的东西应有尽有，而得不到的东西绝对不会要——没有激情也没有动荡，造不出喜剧，更加没有悲剧，一切都是秉承着——“社会，本分，稳定”，如果这样的条件下还有特例，那么这个特例就会最终在一个偏远的海岛上消失，而不会撼动快乐的美丽新世界一丝一毫。
正如波兹曼在《娱乐至死》中说道的，“如果一个民族分心于繁杂的琐事，如果文化生活被重新定义为娱乐的周而复始，如果严肃的公众对话变成了幼稚的婴儿语言，总而言之，如果人民蜕化为被动的受众，而一切公共事务形同杂耍，那么这个民族就会发现自己危在旦夕，文化灭亡的命运就在劫难逃”——好在，在福帝六百年，世界上也不过只剩一个世界国。
但问题在于，《1984》里那样，大洋国电幕监狱式的控制、虚伪的真理部、恐怖的友爱部……那真切的压力、禁欲和反智的外表一眼就可以被戳穿——我们已经学会辨认监狱，看得见阴森的高墙和生锈的铁锁，每个人都知道反抗，也有足够的理由反抗。然而，透明的囚笼却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看见的——身在其中的人以什么理由反抗一个看上去如此快乐而美妙的新世界呢？赫胥黎在1958的《重访美丽新世界》中写道：“那些随时准备反抗独裁的自由意志论和唯理论者完全忽视了人们对于娱乐无穷无尽的欲望”——《1984》的世界里人们受制于残酷的压迫，然而在1984成为一场虚惊之后，让我们失去自由的不是“老大哥”，而是人们享乐的欲望，由此新世界在改造人之后，才能以人贪图享乐的本性诱惑人、束缚人，而我们却爱上这种压迫——纵然它的本质如此罪恶可怕，但它那美丽的表象却令人着迷。毕竟，可以大笑谁还会哭泣呢？当听不见哭泣声，谁还会去反抗呢？还记得《黑客帝国》里赛佛被名流程序收买最终选择了不真实的MATRIX么——不要高估人性，当选择真的来临，当痛苦的苏格拉底将被处死，绝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做快乐的猪——无尽的饲料和交配。
——这也许就是《美丽新世界》相比于《1984》更可怕的原因吧。可我们常听到的是，你不觉得《1984》的大洋国与我们的国家很相像么？却似乎从未听人说过，你不觉得《美丽新世界》的世界与我们的世界很像么？
想象一下吧，还有那超音速的火车；无处不在的网络，牵系每个人的思维与意念；全自动化控制的房屋；人造血液、人造皮肤、人造器官能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活到一百五十岁……你是否心驰神往？而这一切也许就在不久的未来，绝非空中楼阁，绝非天方夜谭。
——但你没想起来的，还有生命工厂门前按号牌领取婴儿的父母排成长队，还有克隆人的繁殖与诞生……生物技术在一天天发展，它不像原子弹或氢弹，一眼就可以看穿其背后的危险，毕竟，当它扛着漂亮的旗帜时少有人会去像反对只会给我们带来恶果的原子弹一样，去反对一门有可能会造福于我们的科学——的确，没人会去反对这样的科学，因为它看起来不会伤害任何人的幸福，它的益处如此明显，而危害又不露痕迹——那么再想想美丽新世界里那些利用遗传设计培养出来的人吧！南方周末曾经在2002年一个有关人造子宫伦理问题的国际会议之后登出了名为“我们离赫胥黎的预言有多远？”的头条。如今已经过去了11年，相比于那时候的科学技术已经跨出了惊人的一步，然而对此的伦理讨论是不是也跨出了惊人一步呢？你也许会说那些担忧是因为被政府利用，而没有用于如同父母对后代的出于幸福的考虑。那我也只能说，遗传设计被专制和极权利用的可能性和它提供人道的幸福的可能性哪个更大呢？别忘了美丽新世界里的幸福，是建立在反人性的基础上的。
而除了生物技术以外，还有一样东西——精神类药物，即在美丽新世界里体现为唆麻的药物——只要吞下唆麻，便进入美妙的唆麻假日，一切烦恼和忧愁都会被快乐和幸福取代；甚至在发生动乱时，只要唆麻枪一喷，什么骚乱都会迎刃而解。唆麻，是否像极了我们的“百忧解”那一类精神药物？
——1949年，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了葡萄牙科学家莫尼兹，以表彰他发现了切除脑白质对于治疗精神疾病的神奇功效，后来这一手术就被运用于对付那些不守“规矩”的精神病人的身上，电影《飞越疯人院》中的麦克和《禁闭岛》中的安德鲁最后接受的正是这种手术，手术后的病人变得乖巧，听话，不再闹事，却成了一具行尸走肉。《禁闭岛》中安德鲁说的最后一句话，“人应该怎么做，是像怪物一样活着，还是做个好人死去？”，正体现了这一手术的在人道与道德伦理上的争论。
如果你说，这样的手术与唆麻类的精神药物看上去似乎没有太相似之处，毕竟那样的手术是强制的，是让人丧失个性的——那么，让我们把安德鲁的话改为，“是忧郁但自我地活着，还是带着药物性的快乐死去？”，或者，这就回到了最初的问题，“是做痛苦的苏格拉底，还是做快乐的猪？”——这种依靠药物获得快乐的方式难道就是人道的么？当你吞下百忧解，当你不再受抑郁之苦，扫除了忧郁的同时扫除的何尝不是自我？它让你无法再去分辨什么是你自己真正体验到的快乐，什么是你依靠药物调节身体里的化学物质获得的快乐。你再没有恐惧，没有痛苦，你放声大笑，但你不知道你为什么大笑；你快乐，但你不知道你为何快乐，而你也习惯了不再去思考快乐的原因。
——人拿自我与魔鬼交换快乐，便离上帝越来越远。在美丽新世界里，唆麻被称为“没有眼泪的基督教”，总统对野蛮人这样说道：“我们自始至终得到了青春与繁荣，随之而来的能有什么？显然我们是独立于上帝之外的。‘宗教情绪将弥补我们的一切损失’可是我们并没有需要弥补的损失，宗教情绪是多余的东西……既然我们有唆麻，为什么还需要安慰呢”——感情冲动就在欲望与满足的间歇里隐藏，而唆麻恰好给了我们逃避一切不愉快的机会，使得这间歇变得如此之短——人的感情稳定了，社会也稳定了。
然而唆麻取代的，何止宗教？没有激情，没有孤独——一切我们这些“野蛮人”的文学、艺术在“新人”那里都会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极有可能就是美丽新世界里感观电影的生理刺激，是色唆风的靡靡之音……这一切的一切，只有感官刺激——只是娱乐，而娱乐是没有精神内核的，所谓“娱乐精神”不过如同“战争艺术”一般，是一种虚伪的修饰。
但的的确确，唆麻、百忧解、利他林那样的药物，能给我们带来快乐，即使不过是生物性的快乐，所谓“猪的快乐”。再来想象一下吧，在我们的世界不远的未来，精神类药物会怎么发展呢？既然它可以把忧郁的人变得快乐，那么是不是也可以把快乐的人变得忧郁呢（当然，如果在美丽新世界的环境下，应该不会有人这么做）？古板的人是不是可以变得开放？文静的人是不是可以变得活泼？——个性变得完全可塑，通过这甜蜜的幸福剂，你随时都可以获得快乐，免于恐惧与忧虑，只要你愿意。
——但你的灵魂，却在肉体不知疲倦的快乐大笑中死去了。
同样的——这一切不是空中楼阁，它正在离我们越来越近，尽管我们似乎难以想象那样的图景。
想到这里，我不寒而栗。上头不断宣称说，“科学是第一生产力”，而我们也的的确确感受到了科技带给生活的便捷。在这个不断更新的世界里，科技、现代化给我们一种错觉，那就是以为它是最安全最先进的。然而我们根本无法准确地去估量这些科学技术最终的规模与用处，绝大部分人并不了解其中的风险，更可怕的是，承担风险的人和从这些技术中获利的人从本质上来说可能根本不是同一拨人——只需想想精神类药物的例子即可明白。
——但那看上去的确是实实在在的幸福和进步。去年央视做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滑稽戏——拦下行色匆匆的路人，为的不就是让你说句“我很幸福啊”？乌托邦的目的，也是为了实现社会的整体的幸福。然而幸福就是终极信仰么？这样的幸福是真正的幸福么？边沁功利主义学说，号称的目标就是为了幸福，于是有了“乞丐管理”的构想，“环形监狱”的构想，有了关于一条即将沉没的船上功利主义医生与乞丐谁该被推下河的争论……如果那样的幸福就是真正的幸福、道德的幸福，那么我们就极有可能正在为自己铺设通往生物性幸福的道路了。
记得一个故事，印度的一个藩王为了纪念突然去世的妻子，决定建造一座最宏伟瑰丽的名为“爱之珍珠”的陵墓，他倾尽心智，让这个陵墓变得无比壮丽、美轮美奂，经过几十年的的修建终于完工，然而当他从远处眺望这个陵墓是却发现中央有点瑕疵，而与周围极不协调的那个瑕疵竟然正是妻子雪白的棺椁——于是，经过多日思忖，他下令说道：“把那个东西搬走吧。”——美丽新世界可以说也是一个外表极度完美、内部极度和谐的“爱之珍珠”了，但正如赫胥黎所说，“科学和技术应像安息日一样是为人设置的，而不是让人去适应它、受它奴役”，我们如此地追求高度的科学发展，最终有可能毁灭的却是我们自己。
科技、娱乐——“幸福”——这完美的乌托邦，美妙的新世界——离我们还有多远？
别尔加耶夫说：“乌托邦是人性所深刻固有的，甚至没有不行的。”
但同样，也是别尔加耶夫说道：“看来乌托邦要比我们过去所想象的更容易实现，事实上我们发现自己面对这一个更痛苦的问题：怎样去避免它终于实现……乌托邦是会实现的，生活正在向乌托邦前进。一个新的世纪也许可能开始，那时知识分子和有教养的阶层会梦想着以种种方式逃避乌托邦，返回非乌托邦的社会——那儿并不那么‘完美’，却更多自由。”
也许，真的越少“完美”，越多自由——然而，真的到了乌托邦的“美丽新世界”，我们还能有机会像野蛮人一样，说出“我不需要舒服，我需要上帝，需要诗，需要真正的危险，需要自由，需要善，需要罪恶”么？我们还能有机会要求“受苦受难的权利”么？我们，还有机会逃避么？
甚至到了那时，也极可能如赫胥黎所想——“人类被给予的自由意志不过是让他们在混沌和疯狂之间进行选择”，不过产生另外一个野蛮人的悲剧。我们没法责怪任何人，因为这一切都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贪婪和欲望的产物。
——而我们唯有在尚为清醒时，赶快逃离这‘完美’的新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