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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记得入行培训时，讲师问大家选择工行的理由，不少同事回答，因为工行是宇宙第一大行。的确，早在2012年，工行的总资产就达到了世界第一，而在此之前，她的存款、市值、盈利均已问鼎全球同业，不愧是“宇宙行”。然而，不到20年之前，工行与中行、农行、建行一起，曾被西方媒体称作“技术性破产的银行”。1994年，四大行的资本充足率均值仅为4.37%，远低于国际标准；1999年，四大行不良贷款高达50%，扣减不良贷款后净资产为负，已经达到破产清算的标准。
古人用“背水一战”形容军队在绝境之中为求生而进行的战斗。而1998年，中国银行业也开始了一场被温总理称为“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股份制改革战役。《背水一战》一书记录了从1998年央行第一轮大规模救助开始，直至2006年工行成功上市为止，历时8年的国有大行股份制改革的历程。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了高层的改革决心，看到了专业人士的运筹帷幄，看到了银行家的开拓进取精神；然而，正如我们在任何一本公正的史书中能看到的一样，我们也看到了这高耸的改革丰碑之下，是大裁员中离行员工步履蹒跚的背影，是千亿外储注资时舆论场甚嚣尘上的争议，是各监管部门之间无休止的博弈。“以古为鉴，可知兴替”，在经济下行时期，有必要重温20年前的惊心动魄，那不仅能给我们力量，还将带来智慧。让我们穿越时空，走进20年前的3个瞬间。
第一个瞬间：离开银行的时候
工行巴林左旗支行前员工吕景玉放下了笔，默念着手稿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话：“别忘记我的过去，珍惜您的现在，去努力拼搏、创造一个辉煌的工行吧”。这篇题为《离开银行的时候》的文章，记录了巴林左旗支行撤并时人们的惊惶失措。几天前，他和同事们聚集在工行大院内，大家为市行工作组让出一条通道，这条通道通向空空如也的会议室。在这间会议室里，巴林左旗的员工们曾经举行了16次年终决算，举办了11次的庆功宴，畅饮过数以万计的庆功酒，多少人曾经在此喜悦与沉醉。那天，人们极不情愿地走进这间会议室，在这里，它们将得到自己的单位被撤销的正式通知。吕景玉是这么描述当时会场的：
“市行领导坐在主席台上，用一种十分复杂的目光同大家对视着，一分钟、两分钟。。。领导终于说话了，声音是那样轻，然而分量是那样重。。。接着我的大脑是一片空白，后边究竟那位领导说了什么，谁也没记清，只希望这一切是假的，是梦中的事，梦醒后，虽然出了一身冷汗，但明天我们仍会高高兴兴的上班。”
领导的话就如同一支笔，慢慢地涂掉了包括吕景玉在内的支行员工十余年的奋斗与青春，并且写下了这样的历史：“巴林左旗支行连续5年亏损，根据工总行减员增效，撤并机构的文件精神，报请内蒙分行批准，从今天起，工商银行巴林左旗支行正式撤销。“
据统计，从1998年开始，4大银行将大约110多个省市区的一级分行与所在城市二级分行合并，并对10%-30%的县级城市子行进行撤并和调整。1998年-2002年，四家银行共精简机构5.5万个，占网点总数的1/3。2002年末，四大银行累计精简人员55.62万人，其中，正式职工精简总数35.08万人。在这组无言的数据背后，是数十万生动的人生悲喜剧。客观地说，银行对离、退员工的安置措施是好于大部分企业的。然而，青春无价，选择也不能改变。不论如何，正是这些人的断、舍、离，才造就了后来轻装上市的国有银行。
第二个瞬间：巧解危局
2003年12月的一个夜晚，北京成方街32号中国人民银行大楼的行长室里，周小川正在构思一个巧妙而大胆的计划。这位10年后被誉为“世界最佳央行行长”的中年人，此刻面临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尽快让四大行由“技术破产的银行”变成“干净的银行”。财政部不可仰仗，当时中国财政是赤字状态，而且1998年财政部刚刚为四大行注资2700亿元。靠四大行自己的利润消化历史包袱难免旷日持久。人民银行直接出手救援，一方面有违法度，另一方面也有引发通货膨胀的隐患。面对几乎无解的死局，周小川设计出了动用4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一部分，成立汇金公司，然后注资四大行这一 “曲径”。
“汇金方案”不仅快速破解了现实的难题，也规避了当时法律的限制，可谓巧解危局。然而，它仍然难逃舆论争议。首先，是合法性的争议。有人认为，由于我国实行强制结汇，外汇储备对应的是人民手中的人民币，既然动用国家财政尚须人大审议、批准、监督，那么直接动用人民的财富更应该进过充分的讨论和授权。其次，是货币化的忧虑。有人说，如果央行在进行救助时不进行减少货币供应量等对冲措施，那么投入外币和印刷本币一样，都会造成通货膨胀，是对全体人民币持有者的盘剥。如果进行了对冲，那么由于人民币投资减少，经济在未来将面临困难。不论如何，货币化的成本必将由人民承担。面对这些争议，央行做了大量的解释工作，时任外管局长、汇金董事长郭树清在全国政协会议上面对代表质疑时坦言：“原来财政部管理的国有资本和当年利润现在全部冲销后，资本金变为零了，现在只有汇金了。”言下之意是，如果没有汇金注资，银行就破产了。郭的发言很坦诚，甚至有些乞求原谅的意味。然而，真正的改革往往就是从认清残酷的现实开始的。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将这称为“硬的现实”，他说道：
“如果你判断补救方法好坏的标准是老百姓的利益是否受到牺牲，那么，一旦老百姓的利益有一点点被牺牲的话，就说这个方案是坏的，那就没办法了。因为这个窟窿总是要由老百姓来补的，这是硬的现实。”
在争议声中，汇金公司累计为三大行投入了600亿美元外汇储备。加上其它途径的投入，中国人民银行从2004年起向3大行投入了8956.7亿元资本金。截至工行2006年10月上市后，3大行市值合计15191.8亿元，汇金方案不仅加速了银行改革，而且没有损失。
第三个瞬间：次级债博弈
2004年3月，当得知保监会出台了限制保险公司购买银行发行的次级债的《关于保险公司投资银行次级定期债务有关事项的通知》时，时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一定是震惊甚至愤怒的。保监会一纸《通知》将使得次级债最大的买家——保险公司只能购入800亿元银行次级债，而四大银行原计划发行3000亿元。允许银行发行次级债补充资本，是刘明康主推的改革措施。为此，银监会在4个月前刚刚颁布《关于将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附属资本的通知》，决定增补商业银行的资本构成，将符合规定条件的次级定期债务，计入银行附属资本。眼看着自己设计的通过次级债补充资本的计划即将陷入僵局，刘明康开始了他的危机公关。
他首先取得了人行的支持。一个月后的2014年4月末，人行和银监会联合发布了《商业银行次级债券发行管理办法》，允许银行互持次级债权，这通过增加买家的方式改善了次级债的供求关系。另一方面，刘明康通过国务院商业银行股改小组居中协调，使得保监会做出了妥协。6月份，保监会修改了《通知》中规定的投资比例，使得保险公司最大购债规模扩大到2300亿元。最终2005年中行、建行和工行的共1350亿的次级债发行工作顺利完成。
当然，保监会的做法无可厚非，毕竟2003年中国保险业总资产已经接近1万亿元，成为了最大的机构投资者，保监会有义务对行业的投资风险进行管控。另一方面，保险公司既然购买了银行的债权，那么在后来银行IPO的过程中，购买股权的积极性就减弱了，这也导致了后来三大行寻找战略投资者时选择面变窄。值得一提的是，保监会主席吴定富与刘明康同是1946年出生，他任职保监会直至2011年退休，任职期间组织出台了多部行业法规，保一方平安，可谓功成名就。
上述的三个瞬间，体现了改革之难。改革，是一场大变革，各种观念、制度、人际关系都在进行较量。改革，也不是请客吃饭，也会有人丢掉工作，也会有人横加指责，也会有人不予配合。然而，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史告诉我们，只要我们一心为公、勇于创新、善于成事，那么总会走出一条新路。目前，国内银行面临着经济下行的压力，也承担着国际化的重任，立足国内，走向世界，改革思维不可缺少。